20世纪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乱世出英豪，有着客观的逻辑，乱世更需要求治的答案，这是人类普遍的愿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就是其中一位。

当地时间5月26日，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世上又少了一位外交家和地缘战略家。

看名字，“斯基”缀尾的他，不是原籍美国。确然，他1928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欧洲大战之际离开欧洲，来到北美，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是优秀的哈佛学者，曾经是战后美国几任总统的智囊，1977年至1981年担任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也是他登上的权力顶峰，他和同时代的基辛格一起，成为20世纪70年代影响美国外交战略走向的精英人士。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形势，笼罩于美苏争霸的”冷战”阴霾中。如何打破这种僵局，政治家们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作为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们找到了利用地缘政治来化解危局的方案，那就是善用第三方的、不美不苏的中国。

如果说1971年的尼克逊访华撕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铁幕，布热津斯基则促成了中美两国的建交磋商，加速了中美建交的进程。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8年的一篇日记中强调，布热津斯基在中美建交磋商中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

布热津斯基和同时代的基辛格一样，都看重中美关系。他们在促成中美建交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接力传递的促进作用。从国际关系的演进看，他们不是大国外交的机会主义者，不愧为具有前瞻意识的战略家。因为中美建交，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演义朝着“冷战”崩盘的趋势发展。

今人有幸亲眼看到和体会到上述趋势——中美建交，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新常态，中国开始拥抱世界，由此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苏东集团则彻底瓦解，“冷战”最终画上了句号。

生于二战前，经历过二战，又历经“冷战”的布热津斯基，用自己的智慧和纵横于大国的外交影响力，为终结“冷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仅此一点，布热津斯基就足以成就其完美的人生。不是政治家而是外交家确切讲是战略家（学者）的他，也只有在美国（更久远的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才能实现他的抱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复杂变局，则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战略思维的大舞台。就此而言，布热津斯基很好地诠释了何谓“时势造英雄”。

以中国的立场，固然会将布热津斯基视为和基辛格一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中国朝野都充满感性。他曾于1978年、1984年、1994年和1997年四访中国，当年邓小平访美还曾到其家中做客，他对中美关系的评价客观理性——“总体良好、智慧”并且“持续改善”。

虽然其访华频度不如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评价也不像基辛格那样直观，但中国对于布热津斯基一直存有感激之心。去年6月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赞赏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积极贡献。

抛开感情因素，布热津斯基的“知华”立场，其实是基于美国利益，或者说是利用中国来强化美国对苏联的博弈实力。战略家之所以是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窥探到了中方的利益关切。事实证明，中美建交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深刻改变了全世界。进入21世纪，布热津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中建交对日后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对两国关系本身的影响。

当然，基于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地缘政治现实，即使没有布热津斯基，美国对华对全球的战略布局也会采取理性之策。但是，因为美国有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中美接触、建交和发展战略关系的步伐加快了。成功的政治家、睿智的外交家和有远见的战略家，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斯人已逝，其行也远，但其有不朽的著作可以传世，亦可从中一窥其战略思维。布热津斯基不愧为战略家，他的著作充满了“大”，如《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等。这些畅销著作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之书。其著作的中心思想是，美国要控制全球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奥巴马时代的中东战略回撤和重返亚洲，并没有脱离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观。

布热津斯基也有战略盲点。他当年对于伊朗政局的误判，导致美国失去了巴列维政权，美伊关系陷入恶化，至今未能真正缓解。他辅佐的卡特总统，也被视为美国战后最无能的总统。

由于布热津斯基的个人经历，他关切的战略重点是美苏”冷战”。即紧紧围绕着美国如何战胜苏联来进行战略布局，所以才会有通过中美建交以华制苏。当然，他的战略理论出发点，也是建构在知华立场之上的。因而，他的时代决定了他的视野里中美苏（俄）大三角关系是全球地缘战略的重点。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从未进入到其法眼，或者说根本不看重其战略作用。

江山代有才人出，又何必苛责布热津斯基呢。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大势，更需要大战略支撑。尤其美国，选择放弃全球责任追求小利的“美国优先”，凸显没有大战略大思维。

特朗普，需要好好读一读布热津斯基的著作，更需要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智囊。

（作者为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