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浸透非常之深，导致我们国内不少学者在一些重要观点的论述上喜欢引述西方知名学者的话语，有些甚至是不考虑前后条件和背景的“生搬硬套”，仿佛引述西方学者的话语能获得更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心甘情愿当西方话语的“打工仔”。

在中国学者“偏爱”引述的外国学者中，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可说是频率最高的之一。六年前，他与我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在那之前，福山先生已多次来过中国，我们的一些学者与他的对话给人感觉像是“汇报工作”，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美国的民主和法治水平。

回望六年前我与福山的辩论

我对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还算深入，也没有向西方学者“汇报工作”的习惯，于是就有了这场针锋相对而又克制礼貌的辩论。这场辩论是中、西方话语正面交锋的一个案例。辩论涉及了一系列最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还是人治、中美政治模式的比较等，涉及五个政治预测。六年后回望一下，可能有助于我们一些学者打破对西方知名学者的迷思。

首先是关于“阿拉伯之春”与中国。2011年上半年，“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中东北非，福山认为中国也可能经历“阿拉伯之春”，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寻求自由民主。我认为中国不但不会出现“阿拉伯之春”，反而“阿拉伯之春”很快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从现在看，孰对孰错早已分明。

第二个预测涉及美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制度，可以纠正自己的问题，而我则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如果美国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今后选出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当时的小布什。今天随着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带来的种种乱象，可能多数美国人都会同意我的预测。

第三个预测涉及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难以解决“低智商的民粹主义”问题，福山引用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回答我的预测：“‘一个人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人们有自由的言论权、评论权。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我当时的回应是，“您可能太乐观了，认为美国不会被民粹主义左右”。我也阐述了自己的根据：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可能是很快的事情。

今天，随着西方黑天鹅现象的不断出现，民粹主义愈演愈烈，金钱的卷入，新媒体的卷入，这种“低智商民粹主义”最终可能会毁掉西方的未来。至于林肯的表述在哲学层面无疑是对的，但现实很骨感，政治是个有时空维度和成本维度的东西。就像你今天丢了手机，别人宽慰你：没关系，你的手机还在地球上。这种宽慰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第四个预测是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否会导致文化趋同。福山与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一样认为随着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国的文化都会走向趋同，从生活习惯到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是这样。而我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将更多地使不同的民族更为感受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不会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第五个预测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预测。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我曾当面对他说：“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往前推2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

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这种民主制度有几个大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第一，基本没有“人才”的观念，治国谁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造成很大的问题。第二，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下不来。第三，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社会现在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作梗。第四，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即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中国崛起已超出西方话语诠释能力

作为一个学者，福山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他的优点在于，在自由派学者中，他的心态更为开放，更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学过于专业化的局限，推进跨学科的政治研究。他还有相当的政治判断力，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一位大将的他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因此而与新保守主义阵营分道扬镳。

福山的不足主要在于他还是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至于他至今还难以理解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长于理论思考，但政治研究要如中国古训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大量的实地调研往往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中国学者应该自信，因为中国的崛起早就超出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过去30多年，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这些误判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外，还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缺陷。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及外部世界，而无需用西方学者的话语作为佐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历史大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