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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两场社会革命与中国的未来
发表时间:2017-07-20 16:24 来源:国际网
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而只会促成情况的继续恶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追求、对社会政策的忽视、为未来一代的“征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理性,但对生育率则是“恶化”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加上独生子女一代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来逆转低生育趋势,人们不难预测未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

中国历史数千年,真正的革命少而又少。从政治结构变化来说,只有两场革命才具有意义,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现代毛泽东的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新型的政治架构。而传统所谓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一个皇帝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则更少了。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可以说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革命。这并不难解释,一则是因为经济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直维持在农业社会的状态,二则政府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管控社会,防止社会变化。

有意义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近代以来。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不断引入新的思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革命的发生也变得不可避免。这里要讨论的便是近代以来两场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一场是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另一场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

两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妇女为主,但性质全然不同。前一场是妇女为主体,主动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和权利,而后一场妇女则是客体,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两场社会革命造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经验告诉人们,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

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对妇女本身和中国社会的意义怎么也不会高估。在传统社会,妇女说到底只是“生育”和传宗接代的简单工具。在整个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男人主要是“士”和“商”这两个阶层,在性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但对女人实行严厉的管制,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例如“贤妻良母”、“贞节牌坊”、“烈女”等话语的塑造,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例如对“出轨”妇女施予几乎“惨无人道”的惩罚。

再者,从今天的眼光来说,妇女基本上是男人的依附物,甚至“玩物”。例如,中国至少从北宋开始“裹小脚”,这完全是为了满足男人实际的性需要或者性想象。诸多接受儒家教育的文人墨客们对“缠足”不断进行毫无羞耻的“歌颂”。

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说:“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扭曲、男权至上的恶习标志。”不过,余英时先生似乎不赞同这种说法。余教授在其《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一文中指出,这种侵犯女人人权的极端形式与儒学、佛教均毫无关系;例如理学的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直到元代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不过,余教授这里所举的像程颐那样的大儒,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呢?历史上的儒生中,绝大多数都是犬儒和腐儒。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妇女本身逐渐具有了自身的认同,开始追求自己的意识,而接受西方思想的男人对女人的意识也开始了变化。这两种变化的结合有效改变了妇女的社会角色。从一些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开始,妇女解放形成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一直发展到毛泽东时代,便到达了一个顶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台的第一个法律便是《婚姻法》,足见毛泽东对妇女的重视。不过,到后来,中国的男女平权运动走向了极端,“妇女半边天”演变成男性式女权运动,“同工同酬”演变成妇女也必须干男人一样的活。这个极端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反弹,妇女趋向于“回归”原位的因素之一。但不管如何,共产党对女性的解放对妇女本身的主体思想意识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二场革命即“计划生育”,则是自上而下施加于妇女的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说是社会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中国妇女这个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因为其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除了像“土改”那样的消灭地主阶层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和“计划生育”运动相比了。

这场革命的思想渊源自当时领导人所持的错误的科学观。运动的出发点并不难理解,即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自近代马尔萨斯以来,人们对人口和一个国家的贫困之间一直有探讨。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难逃贫困命运。历史上,人口增长往往用瘟疫、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如果人类不想用这些传统方式,那么必须找到控制人口的方式。

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798年)受他那个时代的影响,他毕竟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1766年至1834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几乎已经两个世纪,人类实际上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或者已经找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传统社会生育率高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生育率趋低的有效手段。

今天,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据,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不管如何,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第一是家庭结构。历史数千年,中国一直是“大家庭”(即“四代同堂”)结构,在“大家庭”之上又形成了宗族结构。宗族结构本身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有效单元。“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摧毁了“大家庭”基础。有鉴于下面讨论到的“生育意愿”的改变,人们也可以说,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育文化。

第二是性别结构,即男多女少。中国传统上就是“男尊女卑”的国家,老百姓喜欢男性甚于女性。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一政策保证了“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但无法保证人们接受“男女都一样”的思想。

对多数家庭来说,为了保障有一个男性小孩,如果怀的是女性,那么往往进行流产,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途径。这一做法尽管一直是禁止的,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改变。诸多研究发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两性比率的大量失调。

考虑到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即女性一旦接受高等教育,就不愿“下嫁”(即嫁给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那么会有更多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高达几千万中国男性找不到配偶,这会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第三是新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即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在这方面,中国基本上已经步入“东亚模式”,即低生育率。“东亚模式”指的是在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家庭生育意愿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育意愿弱化,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普遍的老龄化社会结构。

这种模式也流行于所有发达经济体,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是教育的普及,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无需依靠男人而能够得到自主的生存;而人口的流动则再进一步促使妇女从家庭和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

从一些现象来看,中国的情况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更为严峻。尽管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远较其他东亚经济体低,但生育意愿似乎更低。今天,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妇女的生育率要比东亚其他经济体都要低。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主观的因素是前面所说的自近代以来塑造的妇女主体意识。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已经形成了女性的一种新生育文化。生育不再是一种文化“律令”或者必须,而仅仅是一种自主的选择。

“一胎化”造成了女性的强势文化,今天的男性也很难对配偶施加压力和影响。而政府可以通过类似计划生育那样的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但很难有同样有效的政策来鼓励人们生育。实际上,导致低生育的客观因素,是中国低度社会政策所造成的家庭不断趋高的经济压力。中国的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远远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这表明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也远甚于其他社会。即使不考虑到新的生育文化,很多家庭也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无疑,人口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经济发展、技术停滞不前、农民起义等,都可以和人口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人口红利”问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使得人口不至于对经济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国家也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容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但基本上,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微小的调整的致命弱点。第一,有关部门仍然一如既往地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育问题,而没有看到长期的人口危机及其人口危机所能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这种调整对生育不会发生很大的效用,因为低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新文化,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改变的。

西方社会也在经历低生育,但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完善社会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有效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正面的激励生育的机制。在社会层面,宗教也是鼓励人们生育的一个有效机制。有些社会比较成功,而有些不那么成功,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减少,需要通过移民或者机器人来得到缓解。(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移民还是机器人,都在产生另外一类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而只会促成情况的继续恶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追求、对社会政策的忽视、为未来一代的“征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理性,但对生育率则是“恶化”因素。

实际上,这些因素,加上独生子女一代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来逆转低生育趋势,人们不难预测未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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