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

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保罗·肯尼迪为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文章由参考消息采访，文章转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