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提出的时节，正是国际局势进入大变动之际，这在过去两年以来表现尤其明显。在亚太地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所作所为，将美国与众多国家的关系带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中美关系这一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可能标志着中美之间“新冷战”的到来。

假设真是如此，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家建设的新时代，在外部环境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险恶时期，因为“冷战”必然意味着对立的双方要使用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比重的资源来削弱对方，而不是凝聚于本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必然是中美两国国运的悲哀，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不祥之兆。

然而，“新冷战”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警醒效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却并不会成为现实，也不会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要具备定力，不能产生误判，否则就容易自行陷入“冷战思维”，反倒可能为国家的发展壮大自设陷阱。这一判断基于如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冷战发生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对立的美苏两极处在两个不同的秩序体系之中。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物理和“精神”（意识形态上）上均属于两个世界，建立了两套并行的国际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大体上，两个阵营对彼此只有威胁，而互利的价值则付之阙如，所以在寻求消灭对方阵营时，各方并无多少顾忌，最后达成的“冷战”局面，成为无法除掉对方后不得已的选择。但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种局面。

事实上，中美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情况，大概是有史以来程度最高的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美国是中国顺差最大来源国，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事实，虽然今天成为两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它首先表明的是中美两国之间无比密切的经济关系。

换言之，中美两国各自的繁荣，是以对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摧毁了对方，最终牺牲的也是本国的经济和民生。换言之，中美之间“冷战”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方要发动这样的冷战，最终是无利可图，形同自杀。

间歇发生的贸易摩擦（时不时被称为“贸易战”），其实反倒是经济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和平博弈和沟通的方式。历史上从未有大国之间经由“贸易战”直接导致冷战或热战的事实，而冷战的对手之间，却其实也并没有物质条件，搞什么有规模意义的“贸易战”。

第二，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中美的和平共处和各自发展的，虽然中美双方目前对这一秩序的某些方面都有所不满意，但双方都不会真的抛弃这一秩序。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建立者。二战之后，虽然美国经常奉行单边主义，但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基本上能维护以非歧视待遇为基础的多边规则体系。另外一方面，美国自身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也是被这个国际秩序所定义的。尽管美国的总体实力仍是世界第一，但仅凭单打独斗，是无法挣来它在国际体系中盘踞多年的领导地位。

没有这个国际秩序，美国最多是一个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强大一些的国家而已，而无法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导者，并因此获得与其国力不成比例的收益。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展现了相当强的背离这一秩序的倾向，但这些只是“撒娇式”的表象和讨价还价的手段，美国不会自动放弃因为这个秩序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的。

从中国的角度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动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如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表明，中国无意挑战国际秩序，反倒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只要中美都共处于当代国际秩序之内，就没有进行“冷战”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不存在风险和挑战。事实上，虽然不必夸张性地担心中美陷入冷战式的较量，但中国自身实力迅速增长，加上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这两大因素，导致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因为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具有压倒性和几乎全方位的比较优势，因而在二战以后的新国际秩序中能够以贸易和发展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等开放”有所容忍，比如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更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外来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限制），但如今它们觉得不能再对中国有此等容忍，坚持要求中国“对等开放”，否则就要高筑自身的贸易壁垒限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第二，一些本应该是暂时的现象，却被媒体和政客鼓吹称“模式之争”，从而影响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政策。这其中最显著的领域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态度。中国国企的发展，如今在国际上经常被被煽风点火地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全然由政府掌控、不遵照市场规律和专搞不正当竞争的经济实体。在此基础上，中国仍在探索路上的经济建设，被面谱化为完全政府主导、由国有企业操作的“中国模式”。

这种说法至少忽视了三个事实：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目标是建立高层次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异常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使国企成为市场化运营的主体。但是，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模式之争”，已经导致欧美一些政府对跨国收购和经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实施歧视性政策，采取了“将企业行为政府化”（即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行为视为政府行为）和“视所有权同一化”（将所有的中国国企都视为同一家企业）。这种看法和随之衍生的政策，可能构成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经营的体系性障碍。

第三，一些外国的政策精英可能把对中国崛起的敌意和冷战思维，自发或自觉地融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无论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之争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国际权力博弈的角度，这样做都是正确的。需要警惕的是，在中国的民族复兴被当做正常事件接受之前，这种心态的西方政策精英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于这些风险，中国无从回避，要做的只能是积极应对，而应对的原则，在笔者看来，需要把握两个字：一是“直”，二是“诚”。

所谓“直”，是指要以堂堂正正的大国态度来面对不友善和对抗性的政策和措施，坚持原则，有理有节，该回击的要回击，该化解的要化解。所谓“诚”，是指在中国自身的建设问题上，要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使所有的企业都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并大力推进外贸外资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化，捍卫全球化和国际通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使其他国家最终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国际社会的异类，而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