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外交部老领导钱其琛在回忆录《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这句话引起了不少外界人士对外交工作神秘性的好奇。

钱其琛同志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那是1982年3月26日，他以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身份发表了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如下谈话：“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此前，我们奉行“以苏划线”的政策，只要“苏修”对华所说所为，不是抗议、就是批判，怎么会去“注意”听呢？这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确实隐藏有不同寻常的玄机。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邓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苏方也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于是，中苏双方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一开谈就是六年。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马拉松式谈判中，钱其琛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智慧。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中方抓住消除“三大障碍”不放，而苏方则指责中方提出消除障碍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钱其琛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不解决“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还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钱其琛回应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钱其琛则表示，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有所不同，虽然针锋相对，但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做出实际松动，我们也予以积极评价。经过多轮磋商，1988年8月双方达成内部谅解，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解决。然后，双方商定中国外长年内访苏，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半正常化”。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代表团下榻在国宾馆的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抵达莫斯科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不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就成了问题。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主卧室下面。凌晨，在睡梦中被楼上的来回脚步声吵醒了，我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天亮后，钱部长与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对策。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外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好。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戈氏主动表示，在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期，苏联也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尔巴乔夫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鉴于此访结果十分重要，按钱部长的要求，我们在返京飞机上进行流水作业，总结报告只要写好一页，就交给旁边的戴司长修改，然后誊清，钱部长立即审批，一下飞机直送文印处，当日呈报中央。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应邀对中国进行回访，为中苏高级会晤做最后准备。双方先在北京会谈，进展较为顺利。苏方建议，在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记录》基础上，公开发表一项声明，表达两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中方表示赞同，并着手讨论声明草案的措词。同时，双方谈定了举行高级会晤的具体时间。因邓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双方代表团移师南下，以便安排接见。在宾馆里，双方继续磋商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声明的内容，一直谈到半夜，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苏方变卦，声称不同意发表有关声明。深夜，钱部长召集我们开会并当场决定：次日早餐前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同时也先不公布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邓小平同志在西郊宾馆接见外宾前，钱部长简要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由于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后退，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邓小平当即表示，中苏高级会晤日期不能变，而且说话的语气非常坚决。当时，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注视着钱部长，他依然很从容，没有接着往下说，而是示意邓小平身后的“翻译”。小平同志的右耳有点背，邓榕在一旁大声地重述了刚才的话并补充说，钱外长的意思不是要改变高级会晤日期，而是先不对外公布。小平点了点头说：“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大家都松了口气。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昨天已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其用意显然是套小平同志首肯高级会晤日期，他马上回应说：“你们两位外长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这次本来都已谈好了，而苏方却突然耍起手腕，大家都很气愤。在机场告别时，钱外长严肃地表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谢瓦尔德纳泽自知理亏，不得不同意留下主管司长同我方继续商谈，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至此，期盼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总算确定下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了高级会晤，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钱其琛多年与苏联人打交道，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棘手难题或尖锐争论，总是不动声色，心平气和，以理服人，而又柔中有刚，坚持实事求是。

记得钱部长曾指出，外交斗争“不硬是不行的，但不适时地转弯也不行”，“不是脖子粗，声音高，喊得响就算赢了”；“光斗不行，应该有张有弛”，“有斗争、有妥协两手”。

钱其琛的外交风格及谈判艺术体现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与新中国外交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做好新时代的外交工作。

（作者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东欧中亚司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文章转自民银旅行公众号，原题为：“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