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人民同中国人民互相同情和支持。二战结束后，波兰虽然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但一贯声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二天，波兰外交部即向国民党政府驻波使馆临时代办宣布：波兰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即日起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0月5日，波兰代外长斯·莱西斯基博士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波兰人民一贯支持中国人民“求解放的英勇斗争”，称赞“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一切爱好和平民族为争取和平与自由而斗争的范例”，并代表波兰政府表示“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7日，周恩来致电莱西斯基，对波兰的决定表示“极为欣幸”，并“热忱欢迎”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根据中央确定的同友好国家建交原则和方式，这一来一往的电报，即完成了建交的程序，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电的日子---10月7日是中波两国建交日。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几近于平淡无奇。殊不知在中波建交过程中，还有一段国民党驻波兰使馆临时代办姜治方弃暗投明的故事。从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波兰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采取的友好态度。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华沙设有使馆，由参事葆毅任代办主持馆务，三秘姜治方负责使馆的对外联络事务。因工作关系，姜治方同波兰外交部远东司往来密切。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姜治方，这位早年留学日本、法国，追求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爱国人士，萌发了弃暗投明，重返人民怀抱的起义念头。

在使团中，姜治方有一位好友，是意大利驻波使馆秘书瓦乐尼。瓦乐尼是意共党员，他最早得知姜治方准备起义的想法，就表示支持，认为姜治方的选择是明智的，还表示他可以把姜治方的意愿透露给波方。

姜治方发现，“从1949年7月起，波兰外交部对国民党中国使馆开始采取了明显的不友好态度”。按当时惯例，使馆人员每年都要送护照到波兰外交部办理签证，这一年刚到8月份，波方就提前催办；办的结果也与往年不同，（一）有效期限制至1949年10月底，而不是往常的一年有效，（二）仅姜治方一人获得出、入境有效签证，其他三人可出境，不可入境。看到这样的结果，葆毅等人议论纷纷，但姜治方心知肚明，肯定是瓦乐尼向波兰外交部打了招呼，所以他得到了特别的照顾。

9月初，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调葆毅等人回部，任命姜治方为临时代办。

10月2日，波兰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是时国民党外交部汇款6000美元，指令姜治方去瑞士领取。何去何从，姜治方面临最后的抉择。他反复思考一夜，10月3日，他去波兰外交部会见远东司司长，正式表示他脱离国民党政府，弃暗投明。同时他说明他将暂缓数日才能拍发起义电报的理由，请波方代为保密。远东司司长欣然允诺。原来，姜治方决定，要先去瑞士拿钱，然后再公开宣布起义。

10月7日，姜治方从瑞士返回华沙。他马不停蹄立即前往波兰外交部，请波方代发他早已拟就的起义电。10月8日，波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约见姜治方，表明波方的意见：（一）波外交部不宜代发起义电，以避免有波方向姜施加压力之嫌，因此，请姜去电报局自发“普通商电”，（二）波方已抄下电文，并以此为根据，给予姜及其家属一切外交豁免权。事不宜迟，姜治方离开波外交部后，直奔电报局，拍发了起义电。姜治方郑重声明：“我是国民党驻波兰最后一任代办，我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投靠人民。”

正因为有了波兰政府的善意，姜治方得以在一个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安全的环境中，“对馆舍、文件、书籍、家俱等作了整理，原有的汽车也完好保存”，为新中国首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将军赴任，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准备。

1950年8月彭明治大使抵达华沙，姜治方作为留任人员继续在使馆工作一年，1951年9月奉命回国，转业湖南大学任教。

在中波建交过程中，姜治方起义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从中可以看到，早在新中囯宣吿成立之前，波方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同国民党政府断交的准备，因此只同意国民党外交人员在波兰停留至1949年10月底。与此同时，波方对有意起义的国民党外交官暗中给予关照，承诺保密，协助取款。此后，又承认起义人员的地位，给予外交豁免权。这些做法，充分地表现出波兰对新中国的善意、友好和支持，是中波建交伊始时令人难忘的一个亮点。

（作者先后四次常驻波兰，为资深外交官，文章转自民银旅行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