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政府挑起、中国被迫予以回应的中美贸易摩擦，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贸易摩擦(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反应性政策，其根源是中国过去一段时间里“冒进”的对外政策让美国感到担忧。

笔者想说的是，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中国若采取低调的对外政策就完全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以及美国在其他方面对中国的对抗态度，中美之间就永远相安无事。但是，偏偏理想有时候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

亨廷顿的预言

看看西方文明及所谓“国际体系”演进的大历史，就知道那种认为中美贸易战源于中国“冒进”的政策的看法是多么单纯和一厢情愿。

作为一名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大相径庭的富商，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走上总统之位，更大的背景和更多的动力主要源于美国当前存在的巨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美国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我们是谁》这本书里预言并提到的问题。

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是，对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国民性危机”，对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

深入来看，对于美国国内，亨廷顿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变色”，因为美国本来是由信仰新教的白人(即盎格鲁-撒克森人)群体组成的，有着良好的工作态度，勤奋、勤俭，而且还很有纪律性，在家庭观念上也有着优秀的传统。但是，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涌入，包括非法移民和难民，很多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是靠着亲戚关系(或者其他渠道)进入美国。由于人数的增多，且逐渐开始威胁白人在美国的多数地位，美国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重的包袱导致美国国力衰退，过去的信仰与传统都受到侵蚀。

对于外部世界，美国右翼白人依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因此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只要威胁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盎格鲁-撒克森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被认为是有威胁的，需要进行“遏制”。

“国际体系”之争

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不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大历史。正如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所说，“国际体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第一，经过30年宗教战争打出来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过去欧洲人都是地区认同或宗教认同，此后便是民族国家认同。因此，这个体系首先是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疆界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而在此之上的第二重特性很多人并未认识到，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因为西欧民族国家一经诞生，便开始了海外扩张进程，贸易和战争是欧洲国家成长的两条腿。通过这种方式，到1900年，全世界基本上都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先是英国(1700-1900)，然后是美国(二战之后)。

在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几次挑战。但挑战英国霸权的法国和德国都属于基督教文明一脉的西方文明，因此算是争夺“领导权”，并非旨在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帝国主义性质。

苏联如果被认为是发起了第三次挑战，那么东正教与基督教同源的背景令两者算是兄弟文明关系，但共产主义则是美国式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性理想。因此，这次挑战除了要改变“领导权”，还要改变帝国主义体系的性质。

在苏联失败后，一些美国人欢呼“历史终结了”，即美国式政治制度是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而且美国再无敌人。对此，亨廷顿立刻站出来指出还有“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

现存的世界秩序并非无本之木，而且目前的也不是永恒的。回望历史，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里，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基督教文明和邻近的伊斯兰文明之间进行了十几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也发生过严重冲突。

虽然“9·11事件”及之后的发展证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但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不具有根本性，因为没有“核心国家”的伊斯兰文明很难撼动西方主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谁有可能撼动这一体系呢？亨廷顿把目光投向早在2000年前就在东亚秩序中位于支配地位的中华文明(他称为“儒教文明”)。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规模。

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的确，近几十年中国不但长时间保持着政治稳定和连续性高速经济增长，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美国的差距也在缩小。这对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人构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已经不言自明。

中国已多次声明不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但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考虑到来自一个超大规模的异质性文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就有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只不过“9·11”暂时性地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中国则很好地把握了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

因此，对于那些“白人优越论者”而言，中国的发展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他们抱定了“文明的冲突”观点。而我们一方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认识不能太单纯，要对其中的曲折性和困难性做好充分且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相对西方文明的排他性，中华文明是包容性的，我们要利用自身增强后拥有的多样化工具，辅以大智慧，坚决与对手周旋、捍卫自己的利益。斗而不破，避免陷入美国一些人设定的轨道，以及他们所坚信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是一场事关世界秩序的大棋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特聘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