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显然比伊斯兰国家更难理解。伊斯兰社会宗教与世俗的并行，乃至君主制等，都似曾相识。但中国却完全不同，在这里能找到各种先进或落后的文明要素，而且它们似乎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共生并存，即使运用最可靠的、被反复验证过的分析模型，也很难对中国的诸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中国本土的精英阶层，同样无法将西方理论与当地实情严格对照，而是经常假借“特色”之类的托词，自说自话或者含糊其辞，然后任由这些被寄于厚望的方法理念在实践中扭曲异化，最终不知所以。这种局面决定了东、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都不尽然准确。

中国的许多政纲，主要出于对内社会治理和维护秩序的考虑，旨在树立权威和目标激励，同时对举国上下起到一种统领的作用。这是集中体制下所必须采用的方式，也与管理者对自身的道德定位过高有关。

即使那些听起来十分张扬的宏大构想，也存在苛求修辞叙事效果，以感召民众的成分，而未必是真正用于处理外部关系的战略。这种习惯与中国历史上内圣外王的道德完美主义一脉相承，在特定情形下的正式用语里，向来不会出现哪怕是稍显平庸或中性的辞藻。

但当这些政纲公布之后，往往被西方解读为战略上的扩张和威胁，甚至是意图重塑现行国际体系的行为等等。

在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权基础更多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他因素对此的支撑效果越来越弱。这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核心只能是发展经济，使人民日益富足，而不会是单纯的政治改革，或者无视经济状况去刻意地引领某种价值，更遑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这与选举政治之下的执政基础完全不同，但这套逻辑在国际社会上很难得到认同。所以，像“一带一路”更多是出于寻找替代市场的地缘经济行为，但显然被理解成了政治上的扩张；而“中国制造2025”之类的产业政策，则被解读成了谋取战略优势的行动计划。

导致西方误解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形态。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脱胎于传承数千年的大一统体制，进入近代以来，最大的改变除了政权的更迭之外，恐怕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政治机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分离，以法治划定二者之间的界线，对中国则是：传统的强势权力与新兴的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这类问题在西方早已形成历史定论，但中国革命历经百余年，加上改革开放40年，仍然在苦苦探寻答案。像权大还是法大？如何防止权力腐败，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民企的地位等各种争执，皆源于此。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由于信息交互更加通畅，历史传承、政权利益、外来价值和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元素，在中国的碰撞更加激烈，社会治理越来越难。中国自身十分困扰于这些问题，一直在尝试寻求解决办法，甚至采用了一些应急性的手段，给人一种退回到过去的感觉。但这些都是危机导向之下的功利之举，不是长效的治理机制。

西方显然无法理解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而是通过回溯自己的历史，将其简单地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等，明显是管中窥豹了。

当然，西方将中国视为问题之所在，并非完全出于误解，也是一种需要。

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帮助西方社会克服了“滞胀”，赢得了“冷战”，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平等、多元主义、消费主义等后现代性的价值理念逐渐上位，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竞争格局重新浮现。

九一一事件将文明的冲突充分暴露，而2008年金融风暴则宣告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到了尽头，东西方之间原本可望不可即的差距因此而逐步缩小，西方社会感受到了新兴市场的迫近和继续保持绝对优势的难度。同时，多元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失衡日益严重，传统价值观颓废裂变。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产生了寻求改变和转型的巨大压力。

这一次的压力显然不是历史的重演，单靠政治正确和重树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问题，金融风暴之后的干预措施也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只能从更深层面寻找答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对普世价值观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如今赚足眼球的“保守主义”正是西方社会反思的产物，其本质是回归赖以缔造辉煌的主流文化，重新拥抱由启蒙思想、新教伦理和工业制造等所支撑的所谓“现代性”价值观，这也就是特朗普们正在做的事。

从这种维度分析，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难民潮问题，还是西方对“政治正确”的弱化，全球化的收缩，右翼的上位等，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反观西方重回保守主义的过程，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外部最大的变量恐怕就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反恐告一段落之后，中国因素就更加突显出来。中国作为“华工”的故乡，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经济总量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上升到世界第二，在全球治理和民众日常生活中处处彰显出巨大影响力。这注定了西方在反思自身问题时，无论是否可以归罪于中国，中国都是最容易让选民认可的理由。

理性的分析，中国不扩张的文明特质，以及西方事实上也因中国的发展而受益等等，都在所不论。客观而言，在选举导向的政治格局中，如果能够抛开冷战的原罪，相信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会首先选择遏制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

但是，中国终究不会成为西方的敌人，因为中国在主观上绝对不愿意扮演“敌人”这种角色，无论文化传承，还是发展阶段，都决定了中国会全力回避出现这样的僵局。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将区域安全和确保执政根基的稳固作为首要诉求，未来也会这样。关键还在于，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承担的分工，与其产业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外溢效应密切相关。这种植根于文明的独特性无可替代，且令所有国家受益；未来随着消费潜力的释放，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令人无法抗拒。这决定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无法将中国真正当成敌人对待，经贸仍然会是“压舱石”。

从长远看，全球化和信息化是无可改变的趋势，共享和互利是未来经济的基本模式，保守主义和价值收缩或能收获一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却逆于潮流，还存在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而当真正的萧条和危险来临时，无论哪个能够主权自决的当代国家，都会主动采取有效的纠偏措施。所以，误解不是问题，贸易战也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耐心、妥协的艺术，以及确保不发生意外的能力。

西方显然无法理解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而是通过回溯自己的历史，将其简单地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等，明显是管中窥豹了。当然，西方将中国视为问题之所在，并非完全出于误解，也是一种需要。

（作者为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