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关系新的、愈发不可预测的态势震动了亚洲大多数地方。一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希望此次访问终于能够平息他竞选时的那套反华言论。但十二个月过后，中国和美国却陷入了仍悬而未决的贸易战之中，特朗普政府则将对华政策从“战略性接触”替换成了“战略性竞争”。

此外，一年之前，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及市场都一片繁荣。如今金融市场却面临着深度不稳定，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的高利率开始显出副作用。朝鲜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令局势更加黯淡。

那么2019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呢？有可能到三月时，双方会就削减贸易赤字以及中方为此将作出何种进口决定达成一致。届时还有可能就削减关税达成一致，尽管该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使得日程拖长。分门别类地就关税进行谈判的话，整个过程可能要耗时一年。但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者采取更加激烈的做法，提出主见将把关税削减为零，并要求美国也投桃报李，那么这一进程可能会完成得更迅速些。但这是与中国贸易官员在数十年时间里养成的寸步不让的习惯相悖的(就更别提是一下子作出全部让步了)。

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这一问题的改革相对而言更加直截了当。尽管如此，改革和实际上会对合同安排作出何种解读是两码事，即使这其中不含有任何技术转让的具体条款也是如此。

知识产权保护就很成问题了。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定可能会被改头换面。但对违规者进行惩处仍然是毫无希望的。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将中国和外国公司之间的相关合约提交位于新加坡或瑞士的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问题的国际商业仲裁机构。

如果中国反对，那么可以建立一个位于中国国内的商业仲裁机构。不过中国需要聘请够格的外国人进入仲裁委员会，以建立该机构的国际信誉。本国的商业法庭并不能令人放心。为了国内改革的需要，中国也应该向着商法和民法法院完全独立的方向迈进。

美国对“2025中国制造”战略提供的国家补贴感到担心，但这一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现实情况是，所有国家都通过不同程度的政府支持这种方式扶植本国产业，当然中国的力度是最大的。即使规定了国家的支持力度最大只能达到何种程度，也很难衡量违规与否。我对在这一问题上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并不怀有信心。美国或许更应该通过加大对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研发公共投资力度的方式来保持优势。

我们还不应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向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兜售关税改革方案。例如，中国可以不只向美国，而是向世界贸易组织全体成员国作出逐步将关税降至零的激进承诺。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是宣扬全球自由贸易、遏制保护主义势头的绝佳机会。

为此，中国还可以接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以试图加入该协定。讽刺的是，此举无异于在亚太地区对美国进行了包抄(特朗普刚上任就退出了该协定)。当发现政治和经济上的机遇时，中国的行动总是无比敏捷。谈判将是困难的，但鉴于安倍晋三近来对北京的访问，日本对此的保留态度可能会软化。

就更加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而言，鉴于其核心战略挑战来自于美国，2019年时的中国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实行“去冲突化”的政策。与日本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正常化的迹象。中国还希望通过加速“行为准则”的谈判，缓解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四月份的双边峰会之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可能转暖。考虑到民进党在台湾地方选举中的糟糕表现，大陆对待台湾的立场也可能变得更为温和。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的话，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在南海上与美国的冲突仍在发生。如果明年美国更加激烈地追求“航行自由”的话，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

此外，中国可能会巩固和扩展其在现存的联合国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的地位，而不是强调国际治理的新机构。中国可能会继续宣扬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并坚持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在外交界头脑更加清醒者看来，最好是专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中既存的机构；在美国对这些机构不屑一顾之时，就更该如此。

在中国试图重新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并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政局作出更加深刻的判断：对穆勒的调查会对特朗普政府造成何种影响？2020年会不会有新总统上台？这是否又会改变美国的新战略？他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他们对于这种变化究竟会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以及其战略(而非策略)是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感到并不确定。

（作者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文章转自钝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