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而优则仕”——按国土面积计算的欧洲大国乌克兰，可能要换个艺人当总统了。

当地时间31日20时，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束，著名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出口民调得票率高达30.4%，遥遥领先于主要竞争对手波罗申科（得票率17.8%）和季莫申科（得票率14.2%）。

如果4月10日前公布的最终投票结果中，无候选人得票过半，前两名将在4月21日角逐第二轮。从竞选启动至今的势头来看，如果不发生类似台湾陈水扁竞选时“两颗子弹”式的意外，泽连斯基很可能一举拿下乌克兰的总统大位。

喜剧演员大选首轮领跑，并有可能登上总统宝座，这事儿确实挺有意思。

演而优则仕

泽连斯基若如愿登上乌克兰总统宝座，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演而优则仕”的现象，将再添一个突出案例。

数十年来，从印度、菲律宾、拉美之类发展中国家，到“老大哥”美国，都有不少艺人从政入仕。截至2015年中，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演员从政人数前三名依次为：印度，近50名；菲律宾，33名；美国，27人。

其中，登上总统、总理职位者不止一人：

里根，好莱坞艺人出身，先后担任第33任加州州长、第49—50届美国总统。

埃斯特拉达，菲律宾影视巨星，担任菲律宾第13任总统，现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长。

吉米·莫拉莱斯，中美国家危地马拉电视笑星，在2015年10月26日揭晓的危地马拉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近70%得票率的压倒优势，击败前第一夫人托瑞斯当选，2016年1月14日就任。

马里安·沙雷茨，斯洛文尼亚喜剧演员，2010年当选卡姆尼克市市长，2018年8月17日当选斯洛文尼亚总理。

……

“演而优则仕”现象最突出者，当属印度。

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中，38岁的印度人民党副主席斯姆里蒂·祖宾·伊拉尼出任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是莫迪政府最年轻的部长，后调任纺织部、信息和广播部部长。她1998年当选“印度小姐”出道，其后凭借主演热播电视剧《婆婆也曾是儿媳》跻身一线明星，并靠这部剧带来的超高人气，成功步入政坛，平步青云。

除此之外，还有“宝莱坞常青树”阿米特巴·巴强，他在印度影坛地位堪比成龙之于中国影坛，也曾担任议员……

而在印度国内，“演而优则仕”最突出的地方，当属泰米尔纳德邦。

1970年代，泰米尔语电影最著名男演员兼导演拉玛昌德兰，创建“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并当选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开创演员出任封疆大吏之先河，也开创了艺人长期把持泰米尔纳德邦政坛的传统。

之后，他昔日的荧屏搭档、泰米尔语影坛“一姐”贾雅拉姆·贾娅拉莉塔，与他各自担任了4届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职位。贾娅拉莉塔的政坛对手穆图韦尔·卡鲁纳尼迪，是最著名的泰米尔语编剧，也曾先后5次出任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自1969年以来，一直担任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党主席。

这样，近50年来，先后出任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的7人中，竟有5人出身影坛。当今泰米尔语影坛红星拉吉尼坎特、娜米塔等人也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

根源

西式竞选政体下，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显著的“演而优则仕”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治理失败，国民对建制派政客丧失信心，从而开始选择作为政治素人的演艺明星，泽连斯基就是这样赢得了旺盛的人气。

正如在上文提到的危地马拉总统大选中，莫拉莱斯第二轮的投票率只有50%出头，远低于第一轮的71%。为什么会下降这么多？许多选民认为，第一轮投票已经淘汰了有贪污罪行的前总统莫利纳了，打掉贪腐集团候选人的目的达成，第二轮投不投也就无关紧要了。

还有更深刻的根源。在现代国家，不管实行何种政体，争取民众好感都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初苏共领导层推翻赫鲁晓夫后，之所以选择勃列日涅夫接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一表人才，更容易赢得女选民的好感，而苏联二战之后长期女性大大多于男性。

与行政主导政体相比，竞选政体表演色彩普遍更为浓重。电视机、网络的发明推广，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

肯尼迪在第一场引进电视直播候选人辩论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凭借英俊外表击败尼克松；马英九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之前的高人气；小泉纯一郎选择一批无经验美女空降政坛，成功赢得议员选战；美女律师弗吉尼亚·拉吉投身政坛仅仅5年，就在意大利罗马地方选举中以67%得票率碾压对手，拿下罗马市长职位，成为罗马建城两千多年来第一位女性主官……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式政体下竞选各方政见差异日趋缩小，竞选日益成为竞选人个人魅力、号召力的竞争。知名艺人、靓女俊男拥有先天优势，脱颖而出实不足为奇。

拉玛昌德兰在任时，该邦一名政党领导人就如此评说他的影响力：“我们让他亮亮相，就能拉来4万张选票；如果他能再讲几句话，那就是40万张！”

与欧美日相比，南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竞选政体，又更富有表演意味，演艺明星往往更容易凭借高人气，在竞选中胜出。

特别是印度，由于印度电影长期发挥为广大平民提供逃避现实“白日梦”的麻醉作用，印度艺人对“粉丝”的影响力比西方同行更加强大，以至于粉丝为许多知名影星建庙，奉为神灵，南印度此风尤盛。

也正因如此，为了在竞选中更容易胜出，不少政客本非演艺界出身，却也喜欢取个引人瞩目的“艺名”。

出任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副主席、与父亲长期共同把持该党事务的穆图韦尔·卡鲁纳尼迪之子为此取名“斯大林”；该党在中央政府的一位部长原名杜赖沙米，后来更换成“拿破仑”。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民族国大党一位政客干脆取名“阿道夫·希特勒”，还有些政客取名“英国战争”、“弗兰肯斯坦”、“月光”，等等，不一而足。

风险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选民选择“演而优则仕”确有其道理，但这标志的是国家治理的成功，还是失败？

答案更多还是后者。

“颜值”绝不等于“治国理政才干”，过度偏重作秀的选拔机制，反而会导致干实事者被逆向淘汰。娱乐场上“粉丝”对“明星”的非理性追捧崇拜，若是被移植到政治事务中，更会埋下深远后患。

君不见2016年6月，以压倒多数拿下罗马市长宝座的美女律师弗吉尼亚·拉吉乎？

竞选之时，选民纷纷赞美她颜值爆表，连法新社这种老牌媒体为她撰写的新闻报道，也满目皆是“一位优雅的棕发美女”……这究竟是选举意大利首都市长，还是选美？

轻易获胜之后的拉吉也志得意满，宣称：“我要做全罗马人的市长。经过了20多年糟糕的治理，我将恢复城市体制的法治与透明。与我们一道，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启。”

然而，上台仅3个月，她就因政绩不佳，遭到70名市政厅官员联名质疑；不到8个月，就因牵涉腐败案遭到检方传讯；仅16个月，罗马就爆发数万人大规模游行，人群打出“拉吉不适合当市长”的标语，抗议她治理下的罗马市政管理每况愈下……

再看腐败问题，不少选民抛弃建制派政客，转而选择政治素人演艺明星就在于此。但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在那些腐败横行的国家，换上在影视片中威风八面横扫腐败的大明星登台掌权，并不是消除腐败的出路，还往往相反。

典型的如埃斯特拉达。这位从影20多年的巨星1998年当选菲律宾第13任总统，2001年就被指收取贿赂和回扣，引发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被迫非正常中途下台，2007年9月被判终身监禁。

有鉴于此，这次乌克兰大选，泽连斯基的人气很大程度上源于乌克兰选民厌恶腐败横行的现实，但对他上台之后乌克兰的吏治，不必过早寄予过高期望。

不仅如此，在许多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国家，社会结构建立在家族、部族、种姓之类集团上，人们通常更忠于所在集团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对利用职权为本集团牟利习以为常。贪渎、无能，并不意味着必然丧失来自家族、部族、种姓和集团的支持，反而有可能激发他们内部的逆反心理和受压迫感，从而巩固其选举阵营。

即使在有强调“天下”观念的儒家文化背景的台湾，在引进实施西式竞选政体后，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社会日益被划分为“本省”和“外省”两大对立阵营，看到了陈水扁连任竞选时台湾南部流行口号“肚皮扁扁，也要选阿扁”，看到了李登辉、陈水扁腐败案发后其支持者打着“支持台湾人‘总统’抵制中国人迫害”旗号力挺。

“粉丝”对“明星”的非理性追捧被移植到政治事务后，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逆向选择机制。埃斯特拉达被判终身监禁之后又能东山再起，竞选拿下马尼拉市长的要职，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一机制。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缺乏自主统一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演而优则仕”的明星政客们，往往有着格外强烈的动机，维持强化国家语言、文化割裂分治格局。从印度的艺人政客们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印度艺人、特别是泰米尔语演员，之所以在政坛表现突出，一个原因是印度地方自治体制和按语言建邦的原则，以语言为媒介的电影由此获得了特殊地位。

一方面，泰米尔语等地方性大语言的艺人拥有足够多的受众和“粉丝”，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维护语言分治、地方自治的政治格局，以求长久保持自己在区域市场上的垄断优势。

但是，这样的割裂分治格局，对一国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祸是福，难判断吗？

最后

“演而优则仕”之风，现在不仅盛行于一些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日益抬头之势，这已经是海外政治生活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愿意同各国各地区尊重中方权益的执政者搞好关系，我们要根据东道国经济政治格局，制订相应的市场和公关策略。但在这之上，我们也应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治理优劣成败，作出客观、冷静的评判。

毕竟，政治运作的核心在于“选贤任能”；“尚贤者”应该是为政之本，而非“尚美”、“尚名”。政治治理的成功经验具有学习意义，失败的样本则更应当成为镜鉴。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海外网侠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