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日起，日本将改元为令和。安倍首相解释，该年号选自“象征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长传统的日本古籍”。而为何首次不选用中国典籍？回答是“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但据考证，这两个中文字也来自于中国古典。即使取自日本典籍，也完全是中国文字。本人曾在法国参观在集美博物馆举办的日本古代书画展，一面的文字全是中文，不看画风，完全是中国书法和七绝古诗发散。

新皇继位改元能否真使日本“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有待于历史加以印证，但安倍首相为此显露志得意满。因为安倍执政总体顺利，国内政局尽在掌控之下，国际上加速走向“正常国家”，有望成为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任期虽已成为史上最长，却已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但须知道，默克尔曾远比安倍风光，而且即使是执政时间进入倒计时，其国际影响力仍举足轻重。

日本和德国同为战败国，战后国家成为废墟，经济重建和民众生活从零点以下起步，后来都成为“经济动物”。一则基本没有军费支出，二则受益于美国援助，三则获利于冷战“红利”，高居于前面三者之上的则是精良的国民素质和高超的民用技术创新。日本和德国同为受美国控制和监视最深且施压最烈和美国驻军最多的盟国，因而也成为接受美国外援最多的盟国。冷战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成为欧盟事实上的盟主，是从冷战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称盟国中“德国最坏”和“日本吸血”，显然是从纯商人角度做出的“纯商业”论断。

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法国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当戴高乐将军提出法德和解和共组煤钢联盟，消灭欧洲战争策源地的想法后，立即得到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的积极回应。欧洲一体化建设由此起步。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的战争罪行，并写入法律。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受害纪念纪念碑惊世长跪，却使德国从此在世界人民心中挺直了胸膛。法德轴心作为欧洲建设的发动机和指导力量，也使欧洲成为战后以来和平繁荣的稳定器，更成为欧洲国家间通过“妥协与合作”解决争执的成功典范。

法德共同发起成立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共同倡导和推动欧洲独立防务建设。法德的国际合作已进入更深层次，如两国驻蒙古使馆合署办公，在一些国家的文化和领事部门也已合并。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业已筑成，两国舆论已不再相互猜忌和攻讦。由于国力显著增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8年G7峰会上“率领”其他国家领导人“集体怒对”特朗普，充分说明了德国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历史上对亚洲各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伤害，中国则是受日本侵害和受创伤程度最烈的国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而保留了日本的战前政体，对日本的战争清算草草结束，致使日本不仅未能从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中汲取教训，极右翼历史观不时沉渣泛起，有时还会掀起巨大波澜。日本除接受美国的霸权和保护，始终对美国噤若寒蝉之外，对在战争中加害其他国家的罪行并未从内心真正忏悔，对被加害国的鄙视之情往往溢于言表，特别是在如何对待二战历史和领土纠纷问题上遭受严重诟病。这是日本至今难以得到国际社会谅解和发挥与其国力相适应的作用的根本原因。

经常有人提出，为何中日不能像法德那样实现“历史性和解”，共同推动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与和平发展事业，根本症结就在于此。虽然中日80%的民调都认为双边关系十分重要，但两国关系仍不时陷入困难，国民感情也随之跌入低谷。少数政客出于政治目的不时释放负面信息，影响两国重建互信和国民感情。日本许多媒体仍摆脱不了冷战思维，不能全面和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复兴，对两国关系发展往往起到的是促退而非促进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法德关系中不存在的现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0-35%，已超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和。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已在中日关系中占据压倒性因素。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已不可取代。美欧日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获取实际利益。

当前形势下，中日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增多，加强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续提升。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持续呈现良好势头，但敏感脆弱的一面仍未消除。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使两国关系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则是最主要的方向。日方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对此持欢迎态度。中方支持日方主持“G20”大阪峰会。双方应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落实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政治共识，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推进完善全球治理，在互利合作中谋求实现共同发展，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德国在战后的表现，应该成为日本的学习榜样。有朝一日，日本天皇或首相能做出德国勃兰特总理同样的举动，彻底反思战争罪行，那将是日本摆脱战败国包袱，真正成为挺直腰杆的“正常国家”、真正发挥“国际作用”的一天。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