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现状及合作必要性

文章指出，2016年3月阿尔法狗击败韩国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中国科技界掀起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热潮。中国随后于2017年7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赶上世界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到2025年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到2030年成为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上再次强调了这一战略。此外，中国政府还倡导通过军民融合技术开发来降低美国的竞争优势。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令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将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美国人不习惯他国公开发布旨在取代美国的计划。截至目前，美国的主流反应是，试图迟滞中国的发展，包括：收紧对外国投资核心技术的审查；监督中国的学术交流；有针对性地征收关税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增加对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人的起诉；为反情报工作投入更多资源。

文章认为，虽然中美间的竞争在加剧，但两国在经济规模、创新步伐和整体国力方面正在拉大与其他国家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的技术发展。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预计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财富，而中美两国将占其中的70％。目前，两国正在利用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特质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些特质包括：世界级的研究专家、雄厚的资本池、丰富的数据、扶持性政策，以及竞争激烈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全球约4500家人工智能相关公司中，约有1/2位于美国，1/3位于中国。因此，虽然中美正在相互竞争，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两个国家同时也处于创新的最前沿。

文章指出，保护本国经济免遭他国利用或侵犯无可厚非，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有权也应该积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保护自身的同时，要避免自我伤害。而破坏中美经济关系，包括中断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做法就是在自我伤害，因为美国主要的创新资源更多地来自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与中国深度交织在一起。两国科研和工程人员的合作现已达到很高水平，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论文由两国人员联合撰写，越来越多的中美风险资本公司联合投资两国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因此，将美国的技术行业与中国完全隔离，将为中国的竞争者提供更多空间，使美国放缓技术突破的步伐，降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因此，纯粹竞争性的“零和”模式对中美都会造成伤害，将不利于两国协调应对共同挑战和学习对方发展经验。

2、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竞合潜力

文章指出，克服全面竞争趋势的方法之一是：中美两国能更好地理解可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以及存在内在利益冲突且需要管控的领域。这将使双方能够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开展合作，进而使双方更有信心处理分歧。未来，中美两国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但不仅仅限于军事与安全、贸易、政治、社会等。

（一）军事与安全领域

军事领域存在误判的风险最大，同时也最需要两国进行持续、直接、权威的双边沟通，以便更好地共享双方对人工智能伦理界限的理解（特别是鉴于人工智能可能用于作战）。中美的双边关系已经面临严峻的安全困境，一方的行动会让另一方面感到威胁并促使其采取反制措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融入武器系统，并使这些武器系统获得了自主能力，这种安全困境将变得更加突出。中美两国正在引领战争形态的快速变革。两国都在投入重金来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以实现人工干预最小化的机器决策。在此情况下，一旦中美两军之间发生冲突（比如在南海），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发挥关键作用。局势快速升级将是最大的风险，特别当军事技术发展过快，超出了作战决策相关规则的限制。局势出人意料地快速升级将驱使中美两国制定相关规则，来规制人工智能在作战方面的运用。因此，此前制定军备控制条约（包括《化学武器公约》）的规范性流程可以为中美提供有益借鉴。

（二）贸易领域

中美两国之间技术竞争的日益加剧还可能导致技术领域的割裂，因为欧洲、北美、南美、澳大利亚主要使用的是美国的技术和标准，而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和标准。中美之间围绕5G标准问题而展开的全球竞争初步预示着这场角力或将产生溢出效应。通过引入5G网络，美国和中国将塑造下一代移动标准的制定、频谱的分配，以及在关键市场和地区的布局。特别是随着中美贸易纠纷的持续，以及两国都试图锁定海外5G市场的情况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且互不兼容的5G生态系统的风险在日益走高。届时，将出现一套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并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提供支持，以及一套由中国主导的体系，并由其能力超强的数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因此，当中美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趋缓时，两国领导人都应审视加快全球技术领域分化是否最符合两国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双方都将限制各自的扩张潜力，其中中国的市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用于技术发展的资源有限，而美国公司的市场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且竞争非常激烈。

（三）政治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会对中美两国政治关系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性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成为加剧意识形态对立的载体，特别是如果一方或双方利用这些技术来干涉对方的国内政治事务。俄罗斯2016年干涉美国总统大选提升了人们对美国在这方面的弱点的认知。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使对手能够更加粗暴地干涉民主选举，包括提高其锁定并说服特定投票团体的能力。如果外部干涉变得更加普遍，并且世界各国的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日益受到质疑时，那么民主的吸引力将会弱化，而取而代之的国家治理模式（例如，中国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这将使北京方面向其他国家“鼓吹”，其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民主体制对于收益平均分配无效。可以明确的是，尚无证据表明中国以上述方式干预了美国的政治事务。但即便如此，华盛顿方面依然非常关注北京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监视国内民众，打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这些关切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正在完善其监控国民活动、通信、消费习惯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或许致力于将这种做法输出给那些希望收紧对国民控制的国外领导人。事实上，中国采取的这种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模式将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民主原则。即使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是巧合，并非有意而为之，但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政策与技术将加剧中美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

总之，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关系。但这一结果并非已成定局。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中美两国需要进行认真、冷静和持续的双边接触，以确定国家干预选举进程和政治体制的尺度。鉴于有报道称中国不再遵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达成的网络协议，美国政府内部对与中国开展对话的意愿并不强烈。为此，围绕政府可参与他国政治体制的尺度的讨论可能需要从二轨层面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熟后再转入官方渠道。

（四）社会领域

作为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和中国将成为最早一批应对这项新技术引发的社会混乱的国家。如同电力或蒸汽机的出现一样，人工智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目前已经有人开始预测引入人工智能及广泛使用机器人将带来的失业规模。虽然各方尚未对失业规模达成共识，但低案预测结果令人警醒，高案预测结果则都令人震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美国有10％的工作岗位面临被自动化取代的高风险。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大约1/3年龄在25-54岁的美国男性将因人工智能的兴起而失业。李开复预测，未来10年-20年，美国能够实现40%-50%的工作岗位自动化。上述预测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对此，中美都将面临艰难抉择。例如，决定如何改革教育体制，如何应对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均衡，是否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统一基本收入来维护社会的凝聚力，是否需要改革社会安全网、制定新的隐私概念、为失业工人找到与社会联系的方式等。

两国还将争取抓住人工智能提供的机会来改善国情，特别是在医疗保健方面。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健市场。未来几十年，随着两国人口的老龄化，中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都会激增。两国可以共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图像分析与诊断，探索治疗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方法，确定最有效的医治模式。此外，两国还可以在天气建模、高效能源使用、跟踪气候变化影响、增加受教育机会、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识别和应对非法和过度捕鱼等重大挑战方面共享数据与经验并从中获益。两国还可以共同制定新技术标准，以便提高新产品（比如无人驾驶车辆）投向市场的效率。

3、提升美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的能力的举措

面对当下巨大的风险与机遇，加之中美两国都将围绕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造成的社会动荡问题而摸索前行，双方必须围绕如何管控人工智能开发进行坦诚对话。这些讨论应以管控风险、抓住机遇为目标指导。其中，很多对话或许可以从非政府渠道开始，这也反映出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为加强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影响管控能力，建议采取以下四项举措：

（一）互相保证

两国高层围绕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进行官方沟通的程度远远滞后于这些技术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为此，两国领导人可以共同重申他们的目标：一是坦诚应对和建设性管控那些由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引入所带来的竞争加剧问题；二是鼓励在互利共赢领域开展合作。通过释放这两方面的信息，可以让中美两国专家在未来的交流中优先考虑这些问题。

（二）保持洞察力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并非“巨人”。中国计划赶超美国、主宰人工智能创新的未来的想法如同痴人说梦。虽然中国的研发人员享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包括广泛的政府支持、丰富的数据及竞争激烈的创业环境，所有这些都加速了创新的步伐，但通往绝对统治地位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中国还将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包括：数据制度不明确以及在关键数据领域缺乏全球性企业；在获取国外尖端技术时面临更苛刻的全球环境；政府未来可能会迫使本国公司采购国产零部件，而不是通过全球一体化供应链进行采购；政府主导投资可能导致投机热潮和萧条周期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谷歌和脸书在全球拥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数的用户，而且这一用户规模还将继续增长。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开展竞争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非常重要。如果美国觉得落后于中国技术发展的脚步，那么在与中国分享应对人工智能相关挑战的经验教训时自然会陷入被动。

（三）实力投资

在创新方面，美国拥有三大核心优势——教育、移民和投资。美国有能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拥有世界级的大学体系，以及深厚而有效的资本库，因此应该欢迎与中国开展健康而公平的竞争。美国需要制定积极主动的战略来巩固这些优势，比如，简化顶尖创新者的移民程序；加强学术界、政府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三方研究关系；维持吸引资金流向美国的政策。

（四）寻找伙伴

通过与盟国和伙伴国协调，美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出口管制、国防贸易管制及投资审查机制，来限制两用技术向中国转移。如果盟国和伙伴国能够参与其中，那么美国将更有能力规约中国的行为。美国还可以通过与盟国强化合作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国防创新领域的应用。

文章最后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在技术发展或国家实力方面赶超中国或美国，而且至少在和平时期，中国和美国都无法主宰或者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对方。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为了使双方管控紧张局势并在利益交集领域保持开放的合作渠道，两国需要改变人工智能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中美两国不应以冷战时期的“零和”视角来看待人工智能，而应主动接受一种更加平衡的表述方式。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转变思维并非易事，但不转变思维所带来的成本与后果将会使双方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文章转自大国策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