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日益引人注目，“越南模式”或“越南道路”也很快成为热门话题。不过，对于“越南模式”，国内论者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从政治角度解读“越南模式”，疑惑越南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或将越南视为走向“善治”的典范。有人从经济方面解读“越南模式”，乐观地认为越南很快将成为“下一个深圳”。另有人则怀疑“越南模式”能否持续。实际上，上述各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或对越南浮光掠影的了解来认识和解读越南，完全囿于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定势当中，与越南的现实相差很大。

“越南模式”既是越南革新开放实践的结果，也包含着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在革新之初，越南较为侧重学习中国的经验；随着革新进程的不断深入，越南更加注重探索本国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获得空前提高。2011年越共十一大后，越南首提“建设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越南模式”诞生的前奏，这也成为越南社会主义由模仿到创新乃至自成体系的标志，体现了越南的高度自信。

“越南模式”是深深根植于越南政治文化土壤之中的成果。从1945年争取民族独立开始，越南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学习中国，七八十年代又转而学习苏联，到90年代继而再次学习中国，直到21世纪初才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且独具特色的越南道路。在谈到“越南模式”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然而全面而言，“越南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政治的运行模式、经济的发展模式、对外战略及其处理与外部关系的独特方式。只有综合考虑这三个方面，才能对“越南模式”有一个全面整体的认识。

政治视角下的越南模式

越南是目前体量仅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等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同时，它又依据国情，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国会差额普选制度、自荐候选人制度、国会质询与信任投票制度和“四驾马车”体制等一系列具有鲜明越南民族特色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国会代表实质性差额选举制度，对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反响，是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与越南实践结合的典范，是越南政治运行机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越南国会，其代表由全体选民通过差额普选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这可以说是越南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越南国会满员有500名代表，代表候选人由官方推荐，按“五选三”的差额进行配置。这样的差额比率意味着即使获得官方提名也未必能当选国会代表，所以每个候选人除了让党满意，还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可。这种制度的设计将候选人的选择权掌握在越共手中，保证了所有候选人都是党满意的人，但是将选择的权力交给选民，给予选民淘汰的权力。这使候选人只有同时符合“党意”又满足“民心”才能最终当选，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以往对上对下两副面孔的“政治两面人”现象。

同时，在官方推荐候选人之外，进一步推出了“自荐候选人制度”，为没有获得官方提名的党内外人士保留了最后的参选机会。自荐候选人并不在官方的正式推荐之列，参选人在本选区内只有获得大部分选民的联署支持才能被选举委员会认定为或选人。如果没有与选民的经常互动，或不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很难获得本选区选民的支持。尽管从理论上说，能够争取到规定的选民支持，就可以成为“自荐候选人”，但该制度本来就是作为常规制度的补充，在人员数量上有严格的限制，不能允许出现过多的“自荐候选人”。2016年国会代表选举时，大批非党的自由派候选人通过自荐途径获得候选人的初步提名，使得总候选人多达1120名。为防止出现局面失控的现象，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其资格审查权取消了200多名“自荐候选人”的资格，因此招致了自由派的批评。尽管如此，该制度毕竟为不同声音的表达保留了空间，体现了越共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包容。虽然有时会出现与党和政府不一致的声音，但实际上该制度充当了社会矛盾减压阀，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有助于限制政治投机行为和维持健康的政治生态。

经济发展视角下的“越南模式”

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一直维持着5％～6%的增速，虽不算太高，但一直相当稳定，从来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下，越南经济却逆势表现出了加速起飞的迹象，这是其经济结构、发展目标、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越南重视实业发展，重点发展制造业、各种海洋产业、新兴高科技产业，单纯资源开采（海上除外）和房产业要么受到限制，要么发展缓慢。目前，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仅制造加工业就贡献了超过1/3的增长率。而在政策引导下，资源开采在国民经济中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18年下降3.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23%。由于越南城乡普遍实施宅基地制度，因此房产对越南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中越两国经济结构的重要区别之处，也是越南经济长期维持中速增长、但没有泡沫出现的重要原因。

其次，源源不断的外资注入是越南经济稳定增长的持续动力。越南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外资和外贸驱动型的增长。外资的不断流入维持了越南国内生产的繁荣，反过来又通过出口创汇的形式拉动经济增长。以2018年为例，越南共吸收外国协议投资255亿美元，落实191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同期额度的15%，如果考虑到两国的经济体量，则越南每单位GDP吸纳外国投资的能力相当于中国的8倍以上。作为外资最青睐的投资地之一，越南并没有以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国投资，而是对外资采取了利用、选择、限制和引导的政策。越南积极利用外资，但并不是笼统欢迎一切外来投资，而是鼓励来自高科技、知名大公司和能够为越南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解决就业出口问题的投资，限制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容易造成环境问题和对越南就业贸易有负面作用的投资，特别是中小型投资的进入，积极引导外国资本投向越南需要的行业。外资的涌入，不仅是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地缘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越南在利用外资时居于主动地位，支撑了越南模式的神话。

再次，越南建立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私营、外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典型的外资驱动增长国家，私营、外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实际上构成了越南市场经济体的主体。越共十一大后，越南承认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等各种非公有制企业是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组成部分。越南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缔约成员国，按照协议要求，越南必须最终消除国家机关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因此，除了坚持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如能源、电信和军工等部门由政府控制外，越南积极支持私营、外资和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9年3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视察计划投资部时，明确提出未来的越南经济将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做出这样的表态既与当前越南经济结构的现实有关，也是由越南经济在CPTTP机制下未来的发展目标决定的。

对外战略视角下的“越南模式”

历史上长期与强国为邻的经历，养成了越南低调、隐忍、务实和善于利用现有规则的特性，这种特性无论在抗法抗美战争期间还是在当前的越南对外战略选择面前都表现得极为明显。革新开放后，越南先是大力推进在经济上融入国际，越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正式将“全面融入国际”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这是越南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它显示越南不仅要同世界经济接轨，而且还要在政治上与国际社会接轨，依据国际社会通用规则来参与各种国际活动。越南的全面融入国际战略强调遵守现有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学习一切有益于越南的发展经验，从而为越南赢得发展的机会，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今年2月朝美河内峰会期间，特朗普敦促金正恩仿效越南模式，表达了对越南在对外战略上的选择的肯定和赞赏。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人对越南未来的政治走向充满担忧。

实际上，越南的对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文化传统而决定的，并不意味着越南必然会“西化”或自我演变。在历史上，越南曾采取“内帝外王”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藩属王称号，但实际上自己关起门来自称皇帝，享受实际独立的现实。同样，1945年胡志明也曾经不顾苏联意愿，表面上宣布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以越盟的形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借以争取各大国的支持。而实际上印度支那共产党一直秘密存在，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当前越南的全面融入国际战略，其实质也是利用国际地缘格局的变化和大国的矛盾，通过淡化意识形态、对各国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来争取越南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并非意味着越南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

在具体的对外关系方面，虽然越南依然在强调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也日益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的首要作用。无论是越南高层，还是学者精英，均在不同场合论述过中美两国在越南对外战略中的首要地位。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关系状态，越南在中美两国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同时与中美两国做朋友，但也同时将中美两国作为防范对象。一方面，利用中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同性，与中国合作抵制美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政策；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借助美国遏制中国在南海不断增长的能力，确保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简言之，中美两国既同时是越南的朋友，又同时是越南防范遏制的对象，越南无力与两国对抗，但利用两国相互制衡，抵消掉两国对越南不利的方面。用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的话来说，越南要维持与中美两国同时友好，争取让中美两国同时拉拢越南，绝对不能在一时一地的利益上在两国之间选边站。

简言之，“越南模式”其实就是越南解决其国内政治运行、推进经济发展和处理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这是越南数十年的探索实践和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在认识“越南模式”时，应力求避免以中国国内的经验和思维方式去认知判断他国的事务，而是应首先掌握和了解其国内的实际情况，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对其做出全面的理解。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