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至5月间，我有幸重返卢旺达调研当地的“本土创制”（Homegrown Solutions，HGSs），侧重了解其中“公民素质教育”和“集体互助脱贫”两项制度的由来、落实和成效。这两个机制都秉承包容性发展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原则，包括社会公平发展优先于经济快速增长的考虑。

此次调研正值卢旺达各部委、省区领导换代仅半年左右，新官上任火正旺，文山会海“拴住”一大批人，不少人只得在周末接受访谈。调研期间，我采访了近30人，其中既有卢方实务工作者，也有一般百姓，以及在此打拼几十载的中国人。他们大都经历了近20年来卢旺达酝酿、试行、定制和实施发展惠民的本土解决方案的全过程。只可惜此次调研时间较短，无缘到基伍湖畔风光大道上驾车兜风。六年前我在卢旺达工作时，这条公路刚开工。如今开通几年，却不见有关客货运输统计，怪不得有非洲朋友抱怨鲜有基于实际数据资料的中非合作案例调研精品。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本土创制悄然而兴

近20年来，卢旺达不仅重建社会恢复经济，而且跻身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之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卢旺达经济从1994年萎缩11.4%到2008～2017年间年均增长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为4.7%。1994年国民总收入(GNI)为9亿美元，到2017在常住人口翻一番逾1220万的情况下增长到88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卢旺达人均GDP从1994年的146美元增至2017年的774美元，2018年约为820美元。《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将卢旺达列为全球第29个企业经营最方便之处，是营商便利度排名前30名中唯一的低收入国家。

卢旺达虽然尚未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贫困人口在2018年仍有近四成，离原定30%以下的目标尚有距离，但毕竟已有上百万人口脱贫。自2000年以来，97%的少儿得到9～12年的义务教育，国民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卢旺达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有望完成所有与国民健康有关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其中固然有诸多原因，但主要还是得益于坚持“走自己的路”——执政当局发动民众大讨论，最终选择了扬弃民族文化传统和尝试本土创制图强的道路。

卢旺达总统府战略策划小组组长让-保罗·基默尼尧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卢旺达难民后裔，他刚刚将自己三年前撰写的《卢旺达：重建路上的诸多挑战》译成英文，强调要在历史长河中理解和分析卢旺达的社会重建，评估社会重建在避免政治暴力和摆脱贫困与对外依附方面的进步意义。他认为，本土创制中的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其发生和兴起的缘由以及讨论酝酿的过程更值得深思探究。

本土创制的初衷是借鉴传统机制以解决现实问题。1997年底1998年初，不同时期流亡邻国的几代难民陆续返回卢旺达，争索土地所有权，基本戈省（现东方省恩戈马区）一带爆发大规模械斗（并非欧美人士一贯指控的爱国阵线“图西人报复性种族屠杀”）。时任省长普罗泰·穆索尼召集民众通过传统的集体协商机制解决了这场危机。他随后在任首都基加利市长、地方政府部负责人期间组织官员与各界代表开展大讨论，从1998年5月到1999年3月，每个周六都到时任副总统卡加梅办公处协商解决各类问题，由此形成如今的包容性治理、多党分享权力和协商一致民主等政治原则，并借用社区和解法庭制度以审判约20万大屠杀嫌犯与促进民族和解。

这种结合历史传统机制和现代治理方法的本土创制，既不是复古传统制度，也不是复制外来经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棘手难题，迄今已创立近20个重建社会、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的治理机制（卢旺达治理署网站上目前有治理、社会、经济和司法四类17项）。其核心宗旨是复社会之和谐，谋民众之福祉；将独立后实行了30多年的排他性和歧视性政治体制改造为权力共享和包容性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其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确保机会平等，鼓励国民积极参与发展，自力更生减贫脱困和改善生活。目前来看，这些本土创制的实践有助于恢复社会凝聚力，有助于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卢旺达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一些卢旺达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制度，在于自觉扬弃传统文化，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平等、包容、民主等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价值。同时他们并不排斥学习适用的外国经验，让-保罗·基默尼尧说，“只要欧美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就采纳使用。”这种自信的基础是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意识。卢治理署文件指出，卢旺达爱国阵线及其执政伙伴政党将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操作机制，应对大屠杀创伤后的社会和文化重建等挑战，根据有效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民众易懂好记的表述方式，因地制宜地自主制定和阐述国策。

重塑民族价值观念

卢旺达全国公民素质教育委员会成员内波坦言，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缺乏方向感，民众只顾个人利益优先，对社会要求过多却不讲义务和责任。社会凝聚力不高，尤其是青年人缺乏积极的价值观和爱国心，对民族团结与和解认识不足。

公民素质教育（Itorero）是治理类方案之五，源自历史上的为承续传统文化、爱国情怀和价值观念而创建的教育培训。1924年，比利时殖民者废止这个制度，卢旺达独立后也以其“源于图西王国培养武士的传统”为由而禁止。1994年后卢旺达新政权强调社会重建，探索本土方案以解决现实问题，遂于2007年起恢复公民素质教育机制，提出“通过帮助民众转变思维定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培育新型卢旺达公民”。这种安排侧重让高中毕业生在进入社会或大学之前，先学习在相互信任不足的社会里处理好人际关系，力戒民族、地域歧视倾向，培养完整人格，树立社会责任感。年轻人在这种传统文化学校学习民族语言、历史、体育、歌舞、防身和劳作技能，从而加深对卢旺达文明的理解和认同。区、镇、乡和村各级协调委员会作为主办方，鼓励参与者批判性地探讨和分析传统价值观念，也从中物色和培养未来的领导者。

卢旺达治理署统计，2007～2012年间，有28.4万年轻人参加培训。此后开始推广到公职人员、农户、医护和教师等行业群体，并增加职业道德教育，有意强调海归精英人士学习祖国历史文化和伦理责任。全国公民素质教育委员会还调研了加纳、喀麦隆、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尼日利亚以及以色列等国的国民服务或类似的青年教育模式，学习相关经验。

邻里互助自力脱贫

集体互助脱贫（Ubudehe）是社会类方案之二，源自一两个世纪前乡间集体公益和相互扶持的传统，比如村民特别是孤寡老人遇到农忙和盖房等困难时，全村人聚集帮工几天，受益者则拿出家酿香蕉酒感谢邻里乡亲。

2001年卢旺达政府将其改造为基层民众协商参与地方发展和解决修路搭桥、子女教育、卫生保健等问题的平台，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服务和扶助贫困群体方面，通过自报公议的方法确定扶贫对象和根据当地发展规划决定并实施具体帮扶措施。如政府出部分资金（包括给每个赤贫户送一头奶牛等措施），加上银行优惠贷款和村民自愿集资建立社区信贷基金，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每个受益人须签订合同，按时还贷，以便其他申贷者日后也能获得贷款。第二至四类（较穷至富裕）家庭按不同标准有偿享用公共服务，并义务出工或捐物保障第一类（赤贫户）家庭的住房、水电和生产条件等。近期正在酝酿简化为三类标准。

卢地方政府部定期评估和调整扶贫标准，每隔3～5年根据先前的实践微调区分贫富差距的综合标准（自有不动产、家庭劳动力增减、公共服务偿付能力）和脱贫户转而帮助赤贫户（孤寡老人、残疾和慢性病重病、多幼儿家庭）的社会贡献比例。此举不仅强调劳动脱贫（避免用社会资源养懒人），而且鼓励自主创业以及感恩他人和报答集体的观念。

均衡发展任重道远

卢旺达托古改制治理国家取得不少成果。当然，对于本土创制，特别是如何扬弃自身文明传统，很难有统一的认识和理解。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哈穆德·马穆旦尼就曾告诫笔者，前殖民宗主国的价值观念已经影响了当地人对本土文明传统的理解和诠释。

卢旺达参议员蒂托·鲁塔雷马拉则认为，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继承了欧美的殖民遗产，努力适应原有的政治制度，但几十年来无法摆脱也无法复制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既定标准”。所以，一些非洲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借鉴殖民之前的本土文明传统。卡加梅总统也说，卢旺达人最善于从自身的不足和失败中汲取教训，国家建政并无唯一的模式，成功的国家都是独立自主做出明智抉择的结果。非洲的治理和发展绝不能“外包”给他人。

虽然过去20年卢旺达政府没有一味强调经济增长，更加注重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和谐。但是，当社会发展一段时间之后，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会出现。社会重新整合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棘手问题。卢旺达本土创制的长远作用和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今后实践的检验。

（作者为中国前驻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大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次实地调研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博士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制度对非洲国家重建的影响研究”<编号：18BGJ078>的组成部分；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