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7年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2015年退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不论是到外交部上班，还是穿过长安街经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到中央外办上班，再就是24年在我国驻外使馆常驻，五星红旗始终在我眼前或在我心中高高飘扬。我形容为“每天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当我在电视和媒体上看到暴徒在香港撕扯五星红旗的镜头或报道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同时想起2008年在欧美各地同时发生的暴徒撕扯中国外交使团中国国旗的情况，不禁从心底发出呼喊：“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象征岂容玷污！国家的尊严岂容践踏！”

第一次出国的感受

我1977年秋到外交部西欧司二处（法国处）上班。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新入部的大学生都来自外语院校，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是从零开始。我用“如饥似渴”形容当时为适应工作和提升自己而所做的努力。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左右离开办公室，周末也不例外。我在处里的工作主要是办案，另按领导要求学习了速记。参加完领导会见后，整理谈话稿有时是一个通宵，第二天在水龙头前洗把脸再接着上班。

1977年，中国改革实施开放政策前夜。欧洲面临市场饱和和经济停滞的“滞胀”局面，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实际是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出口产品。1978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华，瞻仰毛主席遗容，登上长城，参观故宫，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会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这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前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定。并在谷牧副总理陪同下参观辽阳中法大型石化项目，这一重大合作项目在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起到引领和开拓作用。我作为一名外交新兵，参与了接待巴尔访华的全过程，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对华实质关系的迫切愿望。随行的法国外贸部长德尼奥是德斯坦总统的亲信，认为访华成果低于预期不好向总统交代，用法文写了一张只有一句话的《我的大字报》：合同也是友谊。法国急于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时的西欧司二处主管我国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5国，还有一个同志主管欧盟。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全处都会出动参与接待。我先后参与过法国总理、希腊总统、西班牙国王，以及法国前总理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后再次出任总理和总统）的接待工作。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多名部长和北京市长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首站便是法国，受到超规格接待。德斯坦总统和刚访华不久的巴尔总理分别与代表团会谈，要求“只谈经济和经贸”。德斯坦总统明确提出：中方需要什么，法方可做什么？谷牧欧洲经济考察之行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作用不容低估。我参与了谷牧代表团访法的准备工作。

1978年10月下旬，北京市交通考察组赴法。公安部负责交通的局长为团长，我被借调担任翻译。出国前在公安部借的服装，还领了3-400元制装费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三接头”皮鞋和衬衣等。“说起来是笑话，想起来是历史。”

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法国考察交通管理的。经使馆与巴黎有关方面联系后得到满意的答复，中方考察团一行10多个人受到热情接待。我们到使馆汇报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飘扬在异国土地上的五星红旗，倍感亲切，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从百废待兴的祖国到以繁华著称的法国，从数百万自行车洪流的北京街头到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道，从许多商品仍在凭票供应的商店到物品极为丰富的超市，心中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考察团在巴黎交通调度和监控中心观看高峰时段的交通状况，同时也看到了一辆处理事故的警车因自身故障反而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形。所闻所见，一切都感到新鲜。傍晚，我们站在立交桥上，看着两条首尾不见的车的长龙，迎面而来的是耀眼的黄色灯柱，背你而去的红色的尾灯，感慨良多。入夜，我躺在旅馆床上，车胎轧过石块街面上发出沉闷的隆隆声一直在耳边回响，入睡后都能感觉得到，脑海里自然浮现出“战略大转移”几个字。我从巴黎给爱人发回的明信片中简单写下“铁塔的高耸，香榭丽舍的繁华，超市的物品和人流，道路上车流如梭”等字句。

回国后，见到西欧司主管法国的副司长说起法国之行，我怯生生地用法语悄声说“巴黎比北京漂亮”，领导一听站了起来用中文回我“漂亮多了”！我心中踏实了：领导没有批评我“崇洋媚外”。

后来，巴黎交通管理部门应邀回访北京，我又被借去翻译。只记得由于我方听讲的有数十人之多，只能在公园内露天席地而坐。大家的提问声、笑声、鼓掌声在空场上回响。我们当时的情况与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40年之后的今天，巴黎还是当年的巴黎，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要更陈旧一些，特别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8个多月的“黄背心”运动还在继续，香榭丽舍大道百多家商场被烧毁，面目全非。今天的北京，全面现代化程度已把巴黎抛在身后。我出国后时常怀念国内的住房交通食物等等便利和丰裕，现在冲口而出的一句话当是：“北京可比巴黎漂亮多了！”

先后两次十二年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

1979年12月，我到中国驻法国使馆长驻。在外交部工作两年多以及曾短期到法国出差，加上与法国各方面交流和与访华的法方代表团接触，我对法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到使馆后，从跑机场接送、门口值班、帮厨、水电及设备维修，以及信件处理、礼宾安排、给领导当翻译等，所有工作都接触到了。这是一个年轻外交人员的必修过程。也曾有过眼里看的是“尼日尔”，落笔写成“尼泊尔”的经历，幸好及时发现，没有让领导跑错地方，造成被动。

有一年多时间，使馆的国旗由我负责升降。每天清晨，我提前赶到使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拉上旗杆顶部，看着她在巴黎上空迎风招展，心中油然产生出一股豪情。

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对华进行正式访问。接待外国元首的准备工作是国内国外同时进行，到使馆后的工作也“由内转外”。德斯坦访华取得完满成功，邓小平会见并设宴款待。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考虑中法关系。这是我国同西方大国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和欧洲前途以及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德斯坦总统指出，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应在经济关系中得到反映，法方愿根据中国的特点发展对华经济关系。

德斯坦访华后，便投入紧张的总统选举，谋求连任。左翼方面则推出了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参与竞选。访华成果是德斯坦竞选的一项竞选资本，密特朗因之也要求访华并得到中方同意。我参与了密特朗访华的准备工作，还与使馆领导一起送机和迎接。密特朗虽以个人名义访华，但受到周到热情接待，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参观故宫，浏览长城，还专程去曲阜领略中国古老文化。密特朗后来如愿当选总统，认为访华成功是福报。后来，参加法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希望访华。

1984年初，我离任回国，又于1985年初到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工作，1989年回国后又到法国处上班。北京政治风波后法国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对中法关系造成极大伤害。法国后来把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和幻影战机，中方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关闭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法方预料。中国并没有像法方认为的那样崩溃，改革开放更加广泛深入，双流持续高速增长，法方为失去中国广阔市场懊悔不已，反说中国“制裁”了法国，不得不改变策略，保证不与台湾发展政治与军事关系，实现对华关系转圜。

2003年，我离开中央外办，第二次到驻法使馆工作，至2011年离开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第二次驻法期间，我经历了中法互办文化年，胡锦涛主席两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希拉克总统和萨科齐总统分别两次访华，总理互访，以及两国间的多项重要交往。中法互办文化年为时两年，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中法相互在对方举行了数百场活动，埃菲尔铁塔曾被数千束灯光燃成“中国红”，北京正阳门也曾披上法国国旗的蓝白红三色。2006年春节期间，中国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大规模彩妆巡游，吸引了数十万人观看。“法国巡逻兵”飞行队在长城飞行，把法国三色抛洒在长城之巅。

1964年中法建交是戴高乐将军做出的战略决策。戴高乐将军从世界前途和发展趋势的总体态势以及法国要在国际局势发挥独特作用的考虑出发，认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必将发展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早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发展关系符合法国的战略利益，因而顶住美国的压力决定与中国建交。中法建交爆炸了一颗“外交原子弹”，在当时冷战形势下引起巨大反响，是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最早表现。

中法关系史上曾有过多次第一。法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第一个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的西方大国等。中法第一个互办文化年，第一个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第一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签署投资与贸易协定等。两国在推进国际关民主化，维护巴黎气候协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方面，有着相互接近的立场并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说，中法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具有特殊性和引领作用。

中法双边关系也具有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共同属性。两国关系也经历过波折和起伏，有时甚至是惊天巨澜。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对我实施“制裁”，中止高层往来和在台湾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遭遇严重阻挠，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法国的另一面。当奥运火炬在巴黎遇阻的画面传回国内时，举国愤怒，但守护火炬的场面同样感人。五星红旗在巴黎全城飘扬，《义勇军进行曲》在巴黎上空回响。此情此景，与香港同胞阻止暴徒撕扯国旗的举动何其相似！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驻欧美主要国家大使馆悬挂的国旗同时遭到撕扯。驻法使馆旁边是法国农会，暴徒从农会窗子爬出，又攀着排水管爬到使馆外墙上，扯下国旗。在我国驻欧盟使团，暴徒架梯爬过高高的钢架围栏，跳到院子时把国旗从旗杆上扯下。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且是在警察的注视下完成的。反华暴徒为何撕扯国旗？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暴行污辱的是我们的国家！保护国旗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些远离祖国但代表祖国的外交人员的重大责任。“护旗”与“护国”同意！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高调在波兰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访法计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法关系虽然有过波折，但阻止不住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是我们心中要知道，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并非所有国家和团体或个人都乐见中国发展强大。

到非洲任大使经历政变

我于2011年4月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这是我首次到黑非洲国家工作，我在这里度过了外交生涯的最后几年。

中非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却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6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河流纵横，没有沙漠，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但人们仍是“躺在财富上受穷”。首都班吉在当地桑戈语中是“俏女郎”之意。1960年独立后数十年来政治动荡，连年战乱，社会难安，治安不彰。平均10年发生一次军事政变，政权更替频繁但都以非正常方式进行，政府治国无方却贪腐成风，致使经济凋零，民生倒退，城市毁损。“塞雷卡”叛军集团2013年3月武装政变夺取政权，是中非独立后为时最长、破坏力最强、社会撕裂度最大的一场政变，首都班吉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俏女郎”衣衫褴褛，已不复当年模样。

从欧洲到非洲的反差十分明显。美国驻中非大使告诉我，据他所见，中非距他上世纪70年代时的情况还要落后。据我的观察，非洲贫穷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发展中世界的落后绝对与发达国家的繁荣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的压榨掠夺控制有关，至今并无改变。中非合作使非洲受益，非洲对华友好是出于内心的。世界向东看，非洲最积极。对非合作也促进了中国出口，中国商品在非洲日常消费品市场已占很高份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国对非关系的发展也促使其他大国更加重视非洲，为非洲人民做一点实事。

中非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和发展靠援助，安全靠维和的阶段。我到任后第二天便向博齐泽总统递交国书，紧接着拜会总理议长及近40个部长，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和国际维和机构，以及中资机构，举行有总统总理及全部内阁成员出席的到任招待会，安排使馆工作等，到任30天后便患上疟疾。当晚打吊针治疗，次日上午又主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节目在当地落地仪式。

2012年12月初，4支反政府武装联合组成“塞雷卡”集团，半月便占领半数国土，与非洲多国部队形成对峙。博齐泽总统向法国政府求救，希望法国驻军帮助控制形势。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回答是法国不干预中非内部事务，驻军只保护本国侨民和利益，态度与前几次截然不同。

根据我多年的形势调研经验直觉，这次叛军举事意在推翻博齐泽政权，法国的态度更使之可以胆大妄为，政局将有大变化。使馆当即决定，中方所有人员安全至上，先撤到首都地区，观察局势变化再做决定。在美国关闭使馆，联合国组织撤离人员的情况下，局势混乱人心惊恐安全已无保障。在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关怀指导下，我方人员撤离的计划提上日程。

法国、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均已取消航班，只有肯尼亚航空公司还偶尔不定期派出飞机。300多名同胞，如何安全迅速地撤离？使馆果断决定：全力争取安排同胞乘坐肯航班机，同时尽快租用包机，最短时间内安全撤离。中非政府各部门已陷入瘫痪，首都班吉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使馆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航班、购买机票、租用包机，为我同胞加急办理证照、第三国签证等必要手续。经过整整7天的连续奋战，截至12月27日，共撤出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员工317人，绝大部分安全返回祖国。

2013年1月下旬，在非盟和联合国斡旋下，中非组成联合政府，反叛武装头目入阁，局势趋缓。出于设备安全和工程进度考虑，一些中方人员陆续返回。3月22日中午，我出席中方援建的宾博医院救护车交接仪式刚返回使馆，便得到消息说联合政府总理蒂昂盖伊与我分别后即被非盟维和部队保护起来，叛军已突破达马拉防线，向首都进发。多国部队未加抵抗。我电话询问法国驻中非大使，回称班吉危在旦夕，但法国军队不会干预。

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知中方人员到使馆暂避。两个小时后，67名中方人员带着重要资料和随身物品赶到使馆。中资企业的数十辆汽车停在使馆，安全无虑。国内得到使馆汇报后指示，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确保公民和企业及使馆安全。

我向大家讲解形势发展，着手准备第二次撤侨。两个企业代表团分别在广州和卡萨布兰卡机场前往中非，立即通知取消行程。

使馆连夜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经营的各有一架小型飞机的包机公司联系，定妥舱位。23日一早，30人在使馆外交官陪同下前往机场，分乘两架包机离境。剩下的37人将于下午离境。为预防有变和登机方便，包机公司经理也被请到使馆，随我方人员一同前往机场。但6辆越野车却在沿途遭遇手持棍棒刀具的市民拦截，高喊外国人不能丢下我们不管，石块雨点般砸来，道路已被切断，使馆车辆只好掉头返回。停水停电已近30个小时，酷热难耐。使馆同时得到消息，“塞雷卡”已定于24日晨进攻首都。

24日凌晨4时，中方6辆越野车趁着夜色再闯机场。我事先已与法国大使通话，请法国士兵放行。当车队强行突破路障，刚到机场停稳，周边便响起密集的枪炮声。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我们赢得了一个时间差！

我留守使馆，亲眼看到叛军车队从使馆门前的烈士大道入城的情形，也目睹了叛军抢劫使馆旁边的总理府和对面的高级住宅区的场景。叛军在城里抢劫得手后，装满物资的车辆又呼啸着往城外开去。

在国际社会斡旋下，过渡政府成立，非洲维和部队升格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欧盟派出1000名警察维持首都秩序。中资公司先后又有30多人返回，了解情况和探索恢复有关工程的可能性。

2013年10月，形势再度恶化，十万班吉市民占领机场并在机场附近设立难民营。时局混乱，普通人都成为暴徒。中非全国460万人口，2/3沦为难民。由于时差关系，国内记者电话采访时都是半夜或黎明时分，我在电话里时常反问：“你可听到枪炮声？”回答：“听到了。请你们注意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使馆第三次组织撤侨。

赤手空拳的中国外交官，为了发展与驻在国的关系，为了保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与酷暑疾病恐惧劳累为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五星红旗每天照常升起，在赤道非洲的骄阳下迎风招展。有我们在，就有五星红旗在，默默地向外界宣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五星红旗的存在，才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也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

2014年5月和11月，中非过渡元首庞扎女士两次为我授勋，是两国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这一举措既是对中国的感谢，也是对使馆工作的肯定。中国与非洲的友谊得到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称誉。

关于五星红旗在非洲的故事，中国前驻南非大使讲述了这样一件事：2002年，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与江泽民国家主席通话后，说他对中国特殊感情，在罗本岛监狱坐牢时，曾用配给的劣质香烟盒的纸头叠成五星红旗的样子，并用非国大党特殊的握手方式庆祝中国国庆。五星红旗代表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五星红旗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幸福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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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已有4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要时刻铭记入学誓词，脑海里要时刻浮现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作为一名共和国外交人员，奉行“忠诚、使命、奉献”的核心价值观，要把捍卫国家利益置于最崇高的地位，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飘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外交人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过程中，外交人员仍需为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继续努力和奉献。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绝不会比以前少，但现在的中国已是与世界强国比肩的中国，已是令世界头号强国忌惮和焦虑的中国。中国已是一艘不惧狂风骤雨顶风破浪奋力前行的巨轮，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力量。历经风雨洗礼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夺目，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新一代外交人肩上的担子更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前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