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看起来要好》的专题报告，颇为引人关注，其作者是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报告对特朗普大加赞誉，因为他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威胁，且对提出应与中国开展战略性合作的历届总统提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是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没有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背弃了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问题上，它的这篇报告于华府上下引起了共鸣。从唐纳德·特朗普到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在愈发频繁地表示中国是美国严重的安全威胁与强大的竞争对手。

为了给特朗普针对中国采取的极端措施正名，该报告罔顾事实，妄图混淆视听。比如，里面写道：

将近二十年以来，这几位总统对中国一直秉持乐观态度，而中国却开展了野心勃勃的战略，利用“一带一路”等地缘经济工具来胁迫邻国和其他国家，违反商业惯例，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通过操纵汇率谋取贸易利益，威胁台湾，为把美国逐出日本和菲律宾而大搞军事建设，无视国际法、在南海建筑岛礁且将其军事化……中国正在耐心地积蓄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以达到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地位这一战略目标。

文中指出中国违反了国际法，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来残酷胁迫邻国和其他国家，暗示中国是野蛮的侵略者，怀揣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危险阴谋。事实上，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中国梦”策略，其主旨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科技、实现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想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这并不奇怪——这个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一直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却对它的诉求置若罔闻。

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为宣传自己的理念所采取的行动。五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各种文化在本质上没有高低优劣这一主张为出发点，呼吁各国为挖掘不同文化的精粹而积极努力，并没有像美国在近几年里发布的公告那样，对伊斯兰教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鄙夷和不屑。更为重要的是，行动胜于言语：中国自1979年与越南发生短暂的边境冲突之后，就没再对其他国家发起过侵略或者进攻，而美国则完全相反。

布莱克威尔的报告抨击了“一带一路”政策，称其为用来“胁迫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地缘经济工具”，认为其背后暗藏着削弱他国主权的邪恶目的，但于今年四月参加第二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37国首脑恐怕会对此表示异议。尽管某些国家彼此妒忌、相互竞争，但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别具意义。“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始终严格践行国际法和联合国规章制度，而美国却在不停地退出各方条约，公然藐视国际法律。

布莱克威尔坚称中国违反了国际商业惯例，但我们难以找到任何公认商业惯例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实例。所谓“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就其观点予以批驳的文章数不胜数。目前这一表达已经被广泛滥用，似乎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同行开展合作，不是为了互利共赢、实现研究目标，而只是为了窃取知识产权。更过分的是，中国学生被无端污蔑为间谍；哀默里大学也以未披露来自中国机构的资金为由，解雇了神经学家李晓江和李世华夫妇，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给他们。

指责中国为谋取贸易利益操纵汇率更是荒诞不经。这一说法过于荒谬，就连特朗普政府都已放弃，但还是被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再提及。显而易见，中国是在用货币政策来支撑自己的货币，而美国却在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手段，操纵美元。

关于中国大搞军事化、意欲将美国逐出亚洲的说法倒是很有意思。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向中国的周边国家大规模增派军力。中国曾于19世纪遭欧洲列强瓜分，又在20世纪30年代惨遭日军蹂躏，因此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对发生在周边国家的军事集结活动有所防备。

然而想象一下，倘若中国在加利福尼亚海滨调集海军、大搞军事演习，在关塔那摩海湾附近举行“自由航行”演练，或者大肆鼓动夏威夷独立，美国会怎样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以中国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做法简直荒谬无理。

同样，一个频频公然践踏国际法、甚至拒绝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却经常引用该公约来批评中国的南海造礁工程、且称这一工程违反国际法，未免可笑透顶。而越南和台湾在该区域的军事化建设，美国却视而不见。改善南中国海环境的最佳途径，就是避免让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海军进入这片海域。美国应当建立智库、客观分析国家利益，而不应当在急需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对抗气候变化危机、遵循国际法、进行联合研究和文化交流的紧要关头针对中国发起言语对抗。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把中国妖魔化、将其视为假想敌对上述重要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者丹尼斯˙埃特勒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文章转自第一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