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惊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溘然长逝之噩耗，不禁忆起已故周恩来总理与他交往的一段往事。

1969年5月，笔者作为新华社和外交部联合派遣的记者赴日本常驻。l971年秋，日本国内要求早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呼声空前高涨。一天，执政的自民党三巨头之一——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的秘书依田实来见我。依田一年前还是日本广播协会(NHK)政经部的记者，因同行关系，我们很熟。他见了我就说，中曾根希望有机会同我晤面，当面阐述他关于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并透露称，中曾根可能出马竞选下届首相，希望中方重视他在政界的作用和影响。

1992年笔者会见中曾根康弘前首相

中曾根早在1970年初就伸出触角。先是他的秘书通过与新华社有供稿关系的东方通讯社记者，要求以个人身份见中国驻日记者；接着又通过NHK记者依田实，就同我记者接触事进行试探。

在此前后，后来当了首相的田中角荣通过共同通信社前记者藤田一雄要求见我记者；佐藤荣作派国会议员久野忠治通过日中友好人士木村一三，要求会见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代表赵自瑞或记者。

鉴于自民党国会议员要求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于1970年2月26日向外交部写了请示报告，在说明上述情况后称，“现在的情况是，除贺屋兴宣、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少数极右派外，只要我们一点头，谁都愿意登上门来”。报告称，“这种动向出现的背景是：自民党内关于日中关系的议论越来越热，佐藤首相等主流派要摸中国的底，并欲加紧控制对华关系渠道，与佐藤政府正在玩弄的同中国接触的手法不无关系。上述人士要与我接触，是为了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想法，造成自己不同于佐藤的印象，以防有朝一日日中关系起了变化，中国不以自己为对手”。

对此，外交部4月10日做了研复：“目前，对佐藤内阁成员和自民党主流派主要头目及其亲信，以托辞不接触为宜。如有特殊情况有必要见的，请你们提出意见，报告请示国内再定。对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久野忠治等人提出的要求，可不予置理。如对方催促，可婉拒，但也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如他们通过第三者向我传话，可听取后报告国内。”

形势发展很快。后来外交部同意我们与中曾根等政治家直接接触了。于是，在依田秘书的安排下，我偕《文汇报》记者蒋道鼎秘密会见了中曾根先生。那天，我们先是乘记者团的车从惠比寿驻地到东京都副都心新宿一条街上与依田会合，然后换乘出租车到帝国饭店。因“保护”我的警察紧紧跟随，几次乘换电梯上上下下，才甩掉警察下到地下停车场，去乘依田事先预备好的车前往会见场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警察的“保护”，对他们的跟随并不介意。我想，依田那天作这番苦心安排，大概是他在日本政局形势微妙的情况下，不想给身处要津的中曾根先生添麻烦吧。

虽说是与中曾根先生初次晤面，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他之前，我从日本报刊、书籍中获得的印象是“白制服的青年将校”、“国家主义者”。l970年，中国和朝鲜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时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又自然成了“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受到中国的严厉谴责。

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他见到我们时，不无辩解地自我介绍说，他是一直积极主张恢复日中邦交的松村谦三先生的忠实弟子，是最早访华的日本国会议员之一。1954年9月，他作为日本超党派的国会议员团成员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取道苏联来访北京，此后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

他还说：“日中两国是永远的邻居，处于隔绝状态不正常。长期以来，松村谦三先生为改善日中关系不断努力，我一直很敬佩、很支持的。现在美中关系解冻，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政局也酝酿着变化，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时机走向成熟。”他表示，愿身体力行，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早日实现。

通过这次会见，使我感到中曾根先生是一位有战略头脑、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非常敏感并善于应对的政治家，使我想起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中国古语。会见之后，我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汇报。不久，便接到外交部的指示，要求我继续同中曾根先生保持接触。

同年底，外交部来电指示我回国述职。依田知悉后，特意来见我，称中曾根先生想拜托我把他给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中日友协会长和王国权对外友协会长的亲笔信带回北京，我表示同意。这样，我临行前，依田就把三封信送来了。我于1972年1月到北京，即把信交给外交部。

当我结束了在北京的述职和休假，于2月底返任时，周总理通过外交部亚洲司让我转达他给中曾根先生的口信。这样，我一回到东京，就通过依田的安排，又秘密会见了中曾根先生。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当我来到会见他的秘密地点时，看到中曾根先生正襟危坐，像似已等候多时。简单的寒暄过后，我说带来了周总理的口信，周总理说，“谢谢你的来信，对你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表示赞赏，欢迎你在适当时候访华”。

中曾根先生闻之，兴奋得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这下子我的军国主义分子帽子可以摘掉了吧。”他对周总理理解他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十分高兴，并感谢我的传话，表示一定要为早日实现恢复邦交而努力。

周总理会见中曾根康弘运输大臣

周总理的口信意味着中方改变了迄今对中曾根的否定态度，这对中曾根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

此后，中曾根先生信守对周总理的约诺，顺应时势，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立场更加鲜明并付诸行动。为阻止福田赳夫的“佐藤亚流政权”上台，他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实现联合，并在得到田中关于“就任后立即着手解决日中问题”的确约后，放弃出马竞选总裁的机会，转而支持田中。由此，自1972年春以后，关于总裁选举的形势生变，从迄今的“福田本命”说逐渐变为“田中优势”。在7月5日举行的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一如所料地击败了福田赳夫而折桂。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表明，中曾根先生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也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所以，当他1973年1月以通产大臣身份访华时，周总理会见他三次，共交谈了八个小时，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访问中国。在欢迎宴会上，邓颖超全国政协主席对中曾根说：“1973年阁下来中国访问，恩来同志同你见过面。恩来生前会见过很多外宾，但很少同我谈起外宾的情况，而他却对我谈过对阁下的印象。恩来同志说，中曾根先生年轻有才干，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将来是担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预言实现了。我有机会亲自向你转达恩来同志对你的评价，感到无比的高兴。”

中曾根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73年访华时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一时，我要回宾馆时，周总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我披上了大衣。中国的总理把日本的通产大臣送到外面并给披上大衣，这是很难得的。我因此感到周恩来这种人格魅力乃是表现了东方人的特点，欧洲的领导人做不到这一点。法国总理希拉克在我上车时，只是出来挥挥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