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不禁回忆起中韩建交的往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与韩国建交，不知还会推迟多少年。现据记忆所及，记录下中韩建交的过程，也许对人们会有所启示。

请示“调整对南朝鲜做法”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与我国仅一海之隔，但近半个世纪互不承认，互不来往。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因素。韩国1948年建国，随后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新中国成立后与朝鲜友好，这成为我们与韩国展开对话和交往的障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工作也做了大幅调整，提出外交为改革开放服务，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改革开放面向全世界，但更面向周边国家，如何打破禁忌，松动、改善与韩国的关系，正式提上了日程。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我们再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我们曾与韩国不承认、不来往，参加国际会议，韩国代表发言，我国代表退席；中国举办国际体育比赛，我们拒绝韩国选手入境参加。虽然这种做法延续了几十年，但改革开放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特别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与韩国改善关系，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牵制日本和孤立台湾，也有利于半岛的和平稳定。根据这个思想，1982年我们起草了《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亚运会外交”邀韩参与

1983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提交申请书，拟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根据亚奥理事会章程，申请方要允诺届时将邀请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国，不得排斥任何国家。我们根据中央批准的精神，满足了亚奥理事会的要求，表示若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来北京参加第11届亚运会。根据亚奥理事会要求，申请书还附有外交部长的信函，申明了中国的立场。这是我国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韩国的做法迈出的第一步。

突破后，我们根据同样的原则，先后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前往韩国汉城（2005年更名为首尔），参加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韩之间单项国际体育比赛交流也日益频繁。

到1988年，我们又做出进一步调整，把此前与韩国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转变成与韩国直接进行的民间贸易，为中韩贸易发展打开了大门。1990年通过谈判与韩国大韩贸易振兴公社达成协议，中国国际商会在汉城设立了民间贸易办事处，对方在北京也设立了民间贸易办事处。到1991年，中韩贸易额发展到近60亿美元。这就为中韩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做了准备。

青瓦台送钱其琛“金钥匙”

1991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召开，成员国外长率团参加。我国在会前已提出申请加入该组织，钱其琛外长率团赴韩国与会。当时中韩尚未建交，韩国与台湾仍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钱其琛去韩国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本来与会目的已经达到，但意外的是，卢泰愚总统要单独会见钱其琛外长。客随主便，不好拒绝。

会见时，卢泰愚表达对钱其琛访问韩国的欢迎，接着单刀直入，表示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并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对这个敏感问题，钱其琛不好直接作答，只称会“水到渠成”。尽管韩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这次会见没有通知台湾方面。会面消息见报后引起轰动。会面当晚，青瓦台还派高官到钱其琛下榻酒店，转达卢泰愚希望韩中两国早日建交的愿望，还送给钱其琛一把金钥匙，意即用它开启中韩建交的大门。

卢泰愚会见钱其琛，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其实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筹备过程中，韩国作为会议主席国，其高官不辞辛苦，穿梭访问了各成员，协调对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立场，直到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即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方经济体加入。在此过程中，韩国已充分表示出对中国的友好和真诚。由此看来，卢泰愚与钱其琛的会面也不完全是意外。

记得是1992年春天，钱其琛找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听取了我们对半岛形势的汇报，并分析了国际和半岛形势，表示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寻机向前推进。

高度机密的建交谈判

1992年4月，韩国外长李相玉来北京参加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钱其琛外长会见了他。除会务工作外，双方还商定，分别组成大使级代表团，就进一步改善中韩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这就是中韩建交谈判的开始。

当年5月中旬和6月上旬，中韩双方大使级代表团在北京秘密进行了第一和第二轮谈判。中方代表是曾驻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大使张瑞杰，韩方代表是曾驻缅甸大使权丙铉。谈判秘密、低调进行，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比较隐蔽的14楼。中方在谈判中阐明愿进一步与韩国发展关系的立场，要求韩方根据中方“断交、废约、撤馆”的原则，处理好台湾问题。韩国一度希望在台湾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民间办事处”，但经双方舌战，韩方放弃了这个要求。第三轮谈判6月底在汉城举行，韩方安排在远离市区的华克山庄酒店内一座独立的别墅中。在这轮谈判中，韩方仍想向我施压，但看到中方毫无退让之意，最后接受了我方的建交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至此，谈判初步取得成功，在汉城草签了建交公报。这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谈判时间快了不少。

中韩建交谈判过程中还有一个花絮，据说当时韩国知晓此事的只有总统、外长等几个人，属于高度保密事件。参加谈判的人员，都借故“家乡有病人”等，离开现职工作，甚至连家人也必须隐瞒真实原由。为了保密，韩国代表来北京都选择夜间航班，而且还是分开走。可见为与中国建交，韩国颇费了一番苦心。

就当时韩国社会而言，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势力不在少数，他们声称对台湾不能“背信弃义”。但卢泰愚总统目光长远，力排众议，做出与中国建交的决断。

钱其琛的平壤之行

中韩建交大局已定，但如何向朝鲜通报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就中朝关系而言，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不过，我们考虑两国友好关系，从开始调整对韩国的做法起，每前进一步，都向朝鲜方面通报，当然不是征求意见。现在与韩国建交在即，着眼中朝关系大局，理应事先向朝鲜方面通报。

通报采取何种形式，是当时颇费考虑的问题。中央最后决定，为郑重起见，派钱其琛外长前往平壤，面见金日成主席，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和中央的决定。

7月15日，钱其琛外长受命乘专机前往平壤，飞行中大家多有担心，不知朝鲜方面会作何反应，但钱其琛一直在阅读文件，镇静自若。到达平壤，朝方金永南副总理兼外长来到机场迎接，之后转乘朝方准备的直升机，前往金日成外地休养地延丰湖。金日成于当日上午会见钱其琛，听取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中国即将与韩国建交的口信，之后沉思片刻表示，中国既已决定就可以办了，朝鲜仍然走自己的道路。说罢起身送客。

在中朝关系中，外长级的客人访问朝鲜，金日成要设午宴招待，但这天改由金永南陪同钱其琛共进午餐。餐后，钱其琛乘直升机返回平壤并于当天乘专机返回北京。不过，金日成毕竟是老一代领导人，他对中韩建交的表态，顾全了中朝关系的大局，也可以说中方得到朝方某种程度的谅解。

穿中山装递交国书

1992年8月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外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韩建交公报上签字，中韩两国自此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央电视台对这场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中韩建交在当时震惊了世界。

8月27日，也就是中韩建交后三天，中国驻韩国使馆升起五星红旗，正式开馆。我于9月12日受命出使韩国，当时两国刚刚建交，尚未开辟班机航线，去汉城只能绕道香港或东京。我选择了香港这条路线。刚下飞机，我就被休息室内的记者们团团围住，有的忙着拍照，有的迫不及待地提问。次日，几乎各报均登载了我到达的消息和有关内容。

9月15日我向卢泰愚总统递交了国书，开始履行公务。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递交国书的服装问题。按韩方礼宾规定，大使及陪同的外交官应穿燕尾服，以示庄重。可我们没有，也来不及做，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还不兴穿。韩方答应给我们借，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没有同意。最后决定穿民族服装中山装，我是带着深色中山装去汉城的。

在中韩建交一个月后，我陪同卢泰愚访问了中国，这也是几十年来韩国总统第一次访华。访华结束后，我匆忙赶回汉城准备新中国在汉城的首次国庆招待会。因为当时使馆尚无馆舍，我的临时官邸又很狭小，都不适合举行招待会，只有到饭店去举办。汉城的几家五星级饭店知道我们要举办国庆招待会，纷纷表示愿意承接，最终我们选定乐天饭店二楼大宴会厅为国庆招待会的会场。

当日，饭店大门口挂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3周年招待会”中韩文巨型横幅，十分醒目。走上二楼，通向宴会厅的长廊铺上了红地毯，两侧摆放着韩国各界名人和经济、社会团体送来的几十个花环、花篮和盆树。宴会大厅正中放置着巨型天安门冰雕，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国庆招待会横幅，两侧竖立着中韩两国国旗。看得出饭店为这次招待会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天宾客来得十分踊跃。按韩方惯例，各馆国庆招待会，韩国外务部只指定一位长官代表政府参加，而这天韩方财务部长官李龙万、商工部长官李凤瑞、科技部长官金镇铉、法务部长官金淇春和外务部次官卢昌熹等悉数出席，各国使节夫妇也大多出席，约有300多人。

我担任驻韩国大使6年，举行了6次国庆招待会，除韩方有不成文的规定，总理、外长不出席此类活动外，国会议长、副总理、政府长官、政党党首都出席过多次。1997年国庆招待会我们改在馆内举行，这次国庆招待会是我在汉城举行的最后一次，也是令人难忘的一次。

中韩建交转眼已过去26年，这期间两国关系持续发展，虽曾有过一些障碍，但经过沟通，最终都取得一致看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各领域交流合作热络，贸易额已突破2800亿美元，正向3000亿美元进军。两国在实现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无核化过程中，也有较好的沟通和合作。这样迅速的双边关系发展，坦率说是我们当年未曾预料到的。

回望中韩建交，曾亲自参与，甚为难忘。特别是面对曾不承认、不来往的韩国，着眼实际，化敌为友，更令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为前中国驻韩国大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咨询委员，文章转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