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出版了《老百姓的中国梦》，记录了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40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他们追梦、圆梦的经历折射出了诸多关于当下中国人梦想的普遍共性。

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息息相关。国家的发展为中国老百姓实现梦想创造了条件，普通老百姓为了美好生活的奋斗也将成就“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驱动着中国人和国家的发展，同时，它也对外界产生影响。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梦与美国梦将怎样互相影响？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实现是否矛盾？

《老百姓的中国梦》一书英文版即将在美国出版发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为书作序言，从经济的视角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背后，两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他认为，中美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有必要搁置经济冲突。

但中美结构性问题依然需要得到解决。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美两国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在真空中实现。

序言全文如下，英文版请点击阅读原文。

两个梦想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垄断雄心与梦想，对于一国的人民、领导人、教育家、科学家甚至企业家来说都是如此。

梦想将人类的精神联系起来，但有时也会造成分裂。梦想的塑造离不开大背景，也就是从社会和国家的经历和历史中生发出来的对未来的渴望。

通过《老百姓的中国梦》书里的案例可以看出，现代的“中国梦”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愿景，是一个以共同繁荣和民族复兴为目标的前瞻性概念。此概念具有重要的内向型含义，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艰巨发展任务所需要的改革非常一致。

不仅如此，它还具有至关重要的外向型影响，因为复兴显现了一个自豪的国家恢复昔日世界领先地位的决心。

美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与中国梦一样，美国梦也可以从向内和向外两个角度来定义。

它在国内的影响由国民的愿望驱动，包括对生活水平逐代提升以及对消除贫困和疾病的期望，甚至是拥有住房或其他形式财富的物质象征。

从外部角度看，美国梦长期以来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向外国移民开放的国家。无论从内向还是外向的角度来看，美国梦所描述的概念和理想，始终以机会为中心，强调公平、公正和法治。

这两个梦想可以说构成了一项比较研究。当然，从许多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来讲，中国和美国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不过，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辅之以一系列比较指标，似乎最适合揭示两个梦想之间的异同。

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经济在各自实现繁荣的道路上正处于截然不同的关键节点。

相比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81个国家中（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中国排名第76位，而美国排在第11位，并且在大型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一。202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1%。

然而，中国梦和美国梦既不是对国家现状的定格，也不是对往日辉煌的歌颂——美国的人均收入在过去150年中增长了15倍，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过去40年中增长了25倍。

“梦”首先应当是对艰难且不确定的未来的前瞻性愿景。

诚然，无论是作为衡量过去表现的标准，还是估计未来状况的标准，基于GDP的指标都存在众所周知的缺陷。

长久以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因无视环境退化、交通拥堵、乱扔垃圾、工人安全、化学与核废料处理及气候变化的存亡威胁等所谓的负面外部效应而受到批评。同样，GDP总量完全没有提及国民生产和收入的分配情况，因此也没有给公平和平等问题足够的重视，这是美国梦和中国梦的核心。此外，基于GDP的指标往往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即速度），而不是增长过程的质量。

尽管GDP存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缺点，但从GDP的视角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曲线，为本质是一种可能性的梦想，增加了可信度和可行性这两个关键维度。

在此基础上，两国在各自和共同为实现国家梦想而奋斗的过程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面前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它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是关于新一轮重要的“改革开放”，这无异于从根本上改变其一直以来强大的发展模式。

它包含四个关键转变：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增长转向更加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再平衡，从引进创新到本地创新的转变，从过度储蓄到利用储蓄，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储蓄为社会保障网提供资金，解决快速老龄化人口的财务问题。

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一艰巨而复杂的转型，那么从2021年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增长三倍或四倍，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百年目标将胜利在望。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如今美国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与中国做一比较。

与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富裕且更加成熟的美国经济需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完成发展任务。考虑到美国经济最近遭遇的艰难状况，这点就更为突出。

在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美国实际GDP每年增长3.7%，而在此之后的18年（2001-2018年）中，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已放缓至仅2%。这就导致有人严重质疑美国无止境的繁荣的梦想的实质。

如果美国经济保持了先前的3.7%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18年，其实际GDP将达到6.5万亿美元，比实际数据高出35%。

这一情况带给美国梦一个明显、重要的困境。

在2000年之后相对较低的2%增长率的轨道上，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实现其梦想？或者说，实现梦想需要美国重新回到昔日令人鼓舞的3.7%的增长率？还是说，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可接受的中间答案？

当然，虽然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凭2%的增长率不能完成美国梦的发展任务。

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提升至中间水平（至少提升至2.5%至3%左右）似乎是一个更加可以接受的结果。

但问题是，如何提升？

尽管答案存在着广泛的可能性，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复苏日趋乏力的生产率增长：

2011-18年期间，美国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已放缓至0.8%，与先前60年（1950-2010年）的2.3%相比明显下降。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工人将根据其生产力贡献获得公正的报酬。不幸的是，2000年后生产率下降，美国工人要想像长久以来一样，从美国梦中获得自己的一份报酬，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生产率问题。尽管辩论还远未平息，但人们普遍认同，对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进行商业投资至关重要，可使劳动者更聪明、更高效和更具创造力地工作。这就将焦点直接转移到了美国储蓄面临的挑战上，这是任何国家进行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

从这方面看，美国的经济问题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很高（2020年的国内储蓄率达到43％，与2008年52％的峰值略有减少），而美国的储蓄率实在太低了（2020年仅为18.5％）。

从净值上讲——即剔除折旧以弥补破旧或过时的产能的损耗，这样更便于评估经济增长潜力——美国国内储蓄率（住户、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总和）在过去三年（2016-18年）中的均值仅为国民收入的2.5%，与1950年至2015年的长期平均水平（6.75％）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

长期以来，政府预算赤字不断增加是造成美国国内储蓄短缺的罪魁祸首，华盛顿财政纪律的缺位已经构成对美国梦的主要威胁。

如前所述，经济梦不仅与全国平均值有关。公平与公正非常重要，因为它引出了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关键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来说，这一点都有可能阻碍其实现梦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往往会导致群体的对立，引起怨恨，不利于和谐，并有可能播下不和的种子，最终破坏实现共同梦想所需的共识。

毫无疑问，美国和中国的收入和财富都在日益集中。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指出，2015年，中国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占有中国总收入的41.4％。虽然这比2011年42.9%的峰值略有下降，也低于2014年美国的47%，但仍远高于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前10%占有31%的平均份额。

在两国的财富分配中，类似的倾斜是显而易见的。2015年，中国财富分配最多的10%人口占据了67%的总财富，创下新高，与1980-99年间42%的平均份额相比大幅增加，而且也没有比2014年美国前10%所占72%的财富份额低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含义与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截然不同。

我们很难指望早期经济发展的利益能够被平均地分配给社会所有阶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早期，繁荣的红利预计会不成比例地积累到集中在东部地区不断壮大的城市劳动力队伍中受过高等教育、技术熟练的人群身上。未来的希望是稳步发展和减贫的效益能逐步惠及更广泛的人口群体。

相比之下，在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更加令人不安。它描绘了共同繁荣的偏离。

这可以归因于公共教育体系的削弱、城市和社会的衰败、药物滥用以及家庭结构的恶化。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很难表明经济的迅速增长会惠及所有人，但毫无疑问，2000年后的增长放缓加剧了不平等的紧张局势。

中国财富分配特征的转变是其1980年后增长奇迹的标志。财富不平等数据库指出，截至2015年，中国的总财富达到国民净收入的7.1倍。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美国的4.8倍，并且比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平均水平4.4高出61％。蓬勃发展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在推动创造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这凸显了中国梦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分裂性。

城市化和土地改革所带来的资产所产生的财富，超过了因就业增加和实际工资提高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在这一重要方面，中国梦也反映出越来越依赖资产的经济体所发生的变化，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

当然，这也带来了重要的有关资产和债务泡沫风险的问题，以及如何开发新的政策工具，来维持金融稳定并避免不稳定体系构成的系统性威胁。

尽管国家梦想的概念通常代表着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一切都能按照自己的构想推进。

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有关美中关系的书（《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在书中指出，共同的经济再平衡是两国分别和共同实现经济梦想的最佳途径。

我希望两国都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具体而言，中国致力于上述四个再平衡转型，美国专注于重建国内储蓄，以期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升长期竞争力。

与此同时，我还发出警告说，没有人能保证这样做能顺利地解决所有问题。我尤其担心“不对称的再平衡”，即一个国家改变了增长模式，而另一个国家则没有。

对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相互依存的国家，风险在于这种不对称的结果可能会使它们陷入令人担忧的冲突进程。不幸的是，这差不多已经发生了。

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共同需求是福也是祸。多年来，收益远远超过损失，它们互相促进彼此的发展，并为各自的国家梦想提供基础支持。正如现代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作为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最大外国需求来源一样，美国也将中国视为迅速扩张的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拥有者，也是其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并且作为低价商品的重要来源，帮助收入有限的美国消费者维持生计。

两个经济体都依赖对方来实现增长，这也是双方梦想的核心，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有利的结合。

但是这两个梦想都不持久。问题在于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被动的，使得一方极易受到另一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中国首先认识到，它需要对其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前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发出了著名的警告，称尽管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在表象之下，它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来解决这些“四不”问题：“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以及2013年的三中全会改革，让中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却忽视了它需要改变的强烈信号——几乎没有注意到前所未有的储蓄缺口，这导致了长期经常账户和多边商品贸易赤字（2018年与102个国家的数据）。

这就是不对称的再平衡对两国构成的巨大挑战。就像30年前将贸易问题归咎于日本一样，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罪魁祸首，并于2018年发动了贸易战。

在我2014年出版的书里，我把这种可能性称为“噩梦”，并乐观地认为噩梦很少会成真。但不幸的是，正如我在一系列关于噩梦的假设中警告的那样，这个罕见的例外现在已经发生了。

中美两国的梦想是否受到了贸易战的威胁？

关于部分停战的初步协议——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有必要搁置经济冲突。

但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缩小美中贸易不平衡上——它本质上是试图给美国的多边问题制定双边解决方案，而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协议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似乎回避了创新政策、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棘手的结构性问题。

在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后，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持续引发冲突，因此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类似于冷战的经济冲突，并伴随着由金融和技术主导的脱钩。

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国家已经在依靠共同繁荣带来的利益，支撑各自的国家梦想。因此，贸易战将会导致悲剧性的结果。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两国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在真空中实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国际角度看与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承诺的“……适应并指导经济全球化”完全符合。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政策举措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梦在对外层面上最明显的体现。

相比之下，美国似乎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霸权长期存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理念正是围绕着“……保护（主义）将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力量”这一观点。

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战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他放弃了战后多边主义中的很大一部分——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试图破坏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这两个梦想都是基于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国家繁荣愿景，但它们应对所处的全球背景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

这些雄心和有愿景是否相互矛盾？还是说，尽管彼此脱节，但两个梦想都能得以实现？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尽管提出了“美国优先”这一反全球化口号，美国很难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即使它想切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其国内储蓄的短缺也将使其无法在不显著牺牲其经济增长潜力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种选择从政治上讲，对于美国公众及其长期渴望实现的梦想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特朗普政府却主张改变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合作的条款。它认为通过从多边谈判框架转变为双边谈判框架，将使其更有可能实现工人和社区的利益。虽然对这一结果的承诺必然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但这与孤立主义截然不同。

而中国显然致力于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作用。

中国梦的理念是复兴，这对于一个自尊心被所谓的世纪屈辱深深伤害过的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根源。但在研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时，中国与全球的联系也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美国政客对中国意图的怀疑越来越深，并将中国与俄罗斯混为一谈，称之为“对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的共同挑战，企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从本质上讲，这将两个梦想相互对立，将其描绘成一场经典的大国角力。这一主张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的单极世界的必然产物。但是，它并不适用于多个大国领导的多极全球体系。

最终，一切都要归结为中国梦是否与美国梦的实现相矛盾，反之亦然。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可以追溯到梦想的核心，即这两个国家以人为中心的愿望。

作为一个曾经贫穷、而现在是中等收入的社会，中国在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美国要想坚持到底，需要面对相当大的压力。

虽然两个国家的背景大不相同，管理经济增长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也天差地别，但它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关键挑战——解决艰难的增长问题，同时不给其他国家带来困难。

不同国家的梦想各有不同。一个国家梦的实现不必妨碍另一个国家的愿望。

（作者史蒂芬·罗奇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文章转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