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看望了一位朋友之后，沿着东29街散步。行思中突然被一声怒吼打断，只见一位中年白人男子，正对着一位蹒跚前行的中国面孔的老人撒泼：“你这个中国‘垃圾’滚出我的国家。”

中国老人惊呆驻足。我亦如是，停顿一秒后，我直接向那白人男子反吼(本能的用我那来自澳大利亚的“家乡话”)：“别惹这位老人，你这种族歧视的白垃圾才该滚！”

闻此对骂，整个世界似乎停顿了一秒。直到另一位白人青年向我疾速走来。我不知他要做什么，本能地往后一退。青年在我一步开外凝视着我说：“谢谢您主持公道！我参加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让他(中年白人男子)这种人可以放任自由。”

故事讲完了。我们把伊拉克战争充满问题的历史先放在一边。放眼当下，新冠病毒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全球性流行病就像气候变化一样，并不分国界人种。今年一二月份肆虐中国的新冠病毒，眼看着蔓延到全世界。具体被感染的人数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气候、公共卫生诊疗的准备程度，以及各国不同的财政和经济能力。我们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为病毒的暴发做好准备，而不是陷入非理性的恐慌，更要避免种族主义的肆虐。

新冠病毒的出现，也再次提醒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到目前为止，在大众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中，一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种族主义“味道”。令人遗憾的是，各国政治领导层没能成功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在这种局面下，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公共汽车、火车和街道上可能会遭受歧视和谩骂。如今，疫情在意大利暴发，意大利人会不会是下一批受歧视者呢？

同样令我震惊的是，过去的几个月中，国际社会没有表达出应有的团结态度；对于遭受疫情磨难的中国人，尤其是善良而坚忍的武汉人，缺乏同情和关切。试想如果这发生在曼哈顿、伦敦、悉尼、多伦多当如何？对他人痛苦的冷漠，对于全球共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机制毫无益处。

美国本可早早与中国接触，建立一个中美联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别工作组，申明在危机前人类的团结高于政治的考量。恰恰相反，本届美国政府却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抨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敦促美国投资者利用中国当下的弱势回美国投资，从而改变全球供应链以达到排挤中国的目的。的确，中美过去三年走在战略摩擦的路上，但现在，好斗并非良策，敌意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让人看到希望的是，中美之间非政府合作依然积极。两国民间还有着许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在互相帮助。此外，世卫组织纵然有其不足，但仍是全球流行病治理的正式渠道和主要机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因该机构效率的低下而遭到攻击和质疑是不公平的，批评者们应该认真看看世卫组织的国际法授权：世卫组织只有提供有关病毒传播的国际咨询通告，就如何应对病毒向相关国家提供临床和技术上的建议，以及在没有医疗基础设施的地方进行紧急救护等权力。当病毒传播到世界上最贫困地区时，比如2014至2016年在西非州暴发埃博拉病毒危机，世卫组织就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除了国际法授权的限制之外，近年来世卫组织还面临着会员国削减会费而导致的资金困境。在全世界充斥着对“全球主义”的攻击中，国际上的右翼势力已把削减对联合国下属的人道机构的资金支持，作为一种国内政治中的“荣誉”，尤其是用这种方式给左翼精英们一点教训。可问题在于，削减这些重要多边机构的资金支持，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处理类似新冠病毒这类国际危机的能力。要理解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多边机构勉强运转苦苦求生的现状。就世卫组织而言，它已经开始更多依靠慈善组织的资助来维持运转，比如盖茨基金会和各国的自愿资助。而在当前危机之下，特朗普政府居然提议将美国政府对世卫组织明年的核心捐款预算从今年的1.23亿美元削减到5800万美元。真让人心寒。

在世卫组织之外，我们要感谢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姊妹机构建立的国际合作网络(在当前紧张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这些机构在病毒分析、突变可能和疫苗开发方面进行全面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要感谢国际上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医疗、制药和其他公司，在中国医疗物资极度短缺之时，一直在低调地为中国采购口罩、手套、防护服，通风设备和其他重要的物资。

然而，即使有这些措施和举动，当前在国际舆论和金融市场中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信任危机，导致这种危机产生的部分原因则是市场对全球范围和国家政府的领导层缺乏信心。为何美国到现在还没有迅速召开一次20国集团(G20)卫生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首脑会议？若面对面安排有困难，大可与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一起线上对话。

多边协调能迅速商定全球针对病毒传播的政策框架和实质内容，并承诺切实的资金支持。G20也代表着世界上20个最大的经济体和90%的全球GDP(除伊朗外，G20还包括了新冠病毒确诊超过百人的各国)。与此同时，G20也是最有能力商定一揽子金融策略和经济政策，避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平台。

经济的根本在信心。而信心的建立，需要全球公众和市场看到各国政府的集体合作以及积极处理危机的态度。2009年3月在伦敦召开G20峰会后，就止住了全球的恐慌情绪，打破了全球经济的下滑态势；制定了相应的财经政策，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在缺乏多边合作协商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只能单打独斗，这只会让危机持续肆虐。

在国际危机中打民族主义牌，是最廉价也是最残忍的政治手段。但在当前的危机下，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有全球有效合作和多边协同，疫情和危机才能真正获得有效管控。

(作者为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本文由钱镜、王浩岚翻译，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