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发生硝酸铵大爆炸，伤亡惨重，约30万民众无家可归，整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作为亚非欧陆海地缘交汇处与多个宗教文明交织的中东国家，黎巴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场冲击力近乎小型核爆的重大灾难将黎巴嫩脆弱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对黎政局的冲击也是巨大和深远的。

爆炸凸显社会治理失败

贝鲁特港优美清雅的海洋景致、悠久斑驳的文明遗迹以及星罗棋布的豪华私人游艇，展现着黎巴嫩浪漫与惬意的一面。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经历了长达15年的惨烈内战，“近东巴黎”与“中东瑞士”的光环早已成为历史记忆。岁月静好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充斥着教派对垒、政党恶斗、腐败盛行、官浮于事、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垃圾围城的黎巴嫩。归根结底就是国家脆弱，社会治理失败，民生艰难。

黎巴嫩依靠西方民主加持呈现出光鲜亮丽的表象，然而面对民生问题早已不堪重负。此次贝鲁特大爆炸便是一场意外催生的“潮退时刻”，黎巴嫩体制积弊和社会治理的失败一览无余。大爆炸已经造成数千名黎公民和外籍人士死伤，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150亿美元，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在此情形之下，因新冠疫情而暂停的街头抗议活动再度出现。8月6日，被爆炸事件激怒的数十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本届政府下台，一些人在与黎巴嫩军警的激烈对峙中受伤。随即，黎巴嫩陷入爆炸灾难后的政治与社会大动荡之中，目前仍无转圜迹象。

这场爆炸事故反映出黎巴嫩在政治体制和政府施政能力方面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遇到足以引发全民公愤的大事件时便会面临“崩盘”的险境。黎巴嫩政府在硝酸铵管理、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发生、灾难救援和民心安抚等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换言之，在爆炸事故发生前、事中管理和事后救援的全过程中并无存在感。民众对政府也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

正是黎巴嫩政治体制和政权结构问题重重才导致了此次偶然事故“必然发生”。黎巴嫩实行教派分权制，这是现代黎巴嫩的立国基础，该结构设计将宗教多元的黎巴嫩整合到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但国家的聚合度却存在较大问题。虽然阿拉伯人占据黎巴嫩人口的绝对多数，但从教派上分属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总统、总理与议长人选分别与以上教派相锁定。黎巴嫩国家内部不存在民族与宗教相互捆绑，特定族群与教派之间也没有高度重叠。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不同教派相互分权使黎巴嫩国内民族和国家认同相对弱化，教派认同与政党政治相勾连，教派分权制逐步演化为混合宗教与世俗政治的“教派分肥”。教派与政党这两条主线在议会选举中各自发力或相互较劲，使总统产生的艰难程度和空缺周期刷新了国际社会的认知。2016年10月，黎巴嫩总统职位空缺已经长达两年多，在45次推迟投票后，议会才最终选举米歇尔·奥恩为总统，政府总理也不断遭遇执政危机并动辄扬言辞职。

政治精英不作为

除政治体制和政权结构相互制约外，黎巴嫩的其他问题更是饱受诟病。官员腐败与监管缺失阻碍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在爆炸发生后，黎总理迪亚卜怒斥国内腐败体系难以根除，贝鲁特港口的大爆炸就是腐败的例证之一。总统奥恩则承认他早已知晓贝鲁特港区的安全隐患，但对此无可奈何。此前已有消息透露，黎安全部门在爆炸前已三次发出安全警告，但相关职能部门置若罔闻，未能认真对待。

政府部门相互诿过。此次爆炸造成总统府、总理府、一些部委大楼、多国驻黎大使馆建筑受损，黎巴嫩长枪党总书记纳扎里扬与荷兰驻黎大使夫人皆伤重不治。奥恩总统和迪亚卜总理均宣称自己没有责任，迪亚卜将议会提前选举视为摆脱危机的途径，议会则宣布将开会商讨追究政府责任。正当国内陷入动荡、民众需要赈济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8月10日，迪亚卜总理宣布政府集体辞职，他还表示本届政府一直试图寻求变革，但遭遇巨大阻力。此举究竟是引咎辞职还是“金蝉脱壳”，众说纷纭。

域外及地区大国利用黎巴嫩国内的分裂与停滞争相角力。地区大国叙利亚与伊朗在黎巴嫩拥有较强的影响力，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缘和教派因素，黎巴嫩真主党的诞生更与伊朗有直接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3年黎巴嫩独立前，法国曾在此长期委任统治，法国的政治文化在黎巴嫩留下了深刻印记。此次大爆炸发生以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8月6日奔赴贝鲁特，访问大爆炸现场，对黎巴嫩政府和民众表达支持；还敦促黎巴嫩政府展开“紧急改革”，并深入街头巷尾向黎巴嫩民众承诺援助不会落入腐败者的手中，其指向不言自明。

与马克龙所受到的热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姗姗来迟黎巴嫩官员受到民众的嘲讽与驱逐，六万余名黎巴嫩民众甚至联署请求法国“接管十年”。尽管此次大爆炸令黎巴嫩官员与民众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黎国内诸多问题难以转危为机，推动改革，黎巴嫩政治精英事实上未能在应对灾难和平息怒火方面有所作为，封闭的政治循环亦未被打破。总之，贝鲁特大爆炸无法催生黎巴嫩政治与社会的颠覆性与体系性变革。

灾难与危机往往为阴谋论、污名化与非理性提供了可乘之机，贝鲁特大爆炸也是如此。在爆炸源头已被锁定之时，奥恩总统却放话称不排除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性，有外媒报道爆炸与导弹或火箭弹袭击有关，还有传言称此次事件是贝鲁特军火库爆炸所致。外部势力和导弹袭击的矛头首指以色列，军火库爆炸则将矛头直指黎巴嫩真主党。这反映了此次公共安全事故的“政治化”，以色列甚至提出摒弃分歧，期望积极援助黎巴嫩渡过难关；真主党则一面将爆炸责任推向宿敌以色列，一面声称爆炸并未在其军事设施内发生。

这些说辞偏离了事件调查与追责的应有方向，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黎巴嫩政府和直接责任嫌疑人的关注。8月16日，黎巴嫩公布贝鲁特爆炸案初步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不存在传言中的导弹和飞机，也不存在袭击导致这场灾难的可能性，相关三名责任人已经被逮捕。由于黎巴嫩体制僵化和教派政治掣肘，一定程度影响了官方调查的可信度，不一而足的立场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事实”，事实究竟如何，只能等待时间证明了。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