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殊，著名外交家。1924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4月肄业于复旦大学。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世界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德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编者按

著名外交家王殊于2020年9月25日仙逝。王老的一生，为我国外交事业披荆斩棘、屡建功勋：

24岁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报道；

在朝鲜战场发回的报道，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批示；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转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

上世纪70年代初，以独特的视觉力主与西德建交，因与主流看法相左的观点，受到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召见了他并赞道：“你很了不起，可以当大使。”

王老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伟大形象和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01、毛主席给王殊的一支烟

2011年11月15日上午，寒风来临，北京方庄的郭林饭店内却欢声笑语。外交部老干部笔会208名同志，正在举行年会。

11点钟，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应邀讲话，他说：“首先向我们的老领导王殊同志致敬！”接着，肇星同志讲了一件趣事：

“有一次，我陪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主席接见我们时，问胡主席是否抽烟，胡主席说不抽；问其他同志，也不抽；轮到我时，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给王殊一支烟’的故事，便应允。我接到卡斯特罗的雪茄后，趁人不注意迅速放进口袋里，作为珍品留念。”

“你真行！”坐在台下的王殊插话，“可我却没有运气。毛主席给我的烟，当时我放在旁边，想事后珍藏。没想到，乔冠华同志却拿起抽了起来。真是终生遗憾呀！”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爆发出一片笑声。

02、毛主席说：“你可以当大使。”

王殊的这段趣事，还得从上世纪60年代末讲起。1969年3月，中苏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国内外对苏联战略“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争论之声骤起。

对于中德关系，国内政坛也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

时驻西德的新华社记者王殊，不唯书，不唯上，广交各类人士，尤其是和德国反对党人士接触很多，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他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做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战略向西，不是向东的结论。

作为新中国的记者和外交官，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王殊坦言，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并大胆提出：“我主张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

关键时候，王殊没有考虑个人得失“顺杆爬”，而是从我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多次发电报向国内陈述自己的观点。王殊的观点，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72年7月，王殊突然被召回国，他做梦都没想到，毛主席要见他。当时王殊心里没底，但有一条他是清楚的，他的观点与中央主流不一致，进一步说，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一致。

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讲得最多的是“祸水东引”问题。

当时西德和苏联签订条约，紧接着又与波兰签约，承认二战后不合理的边界划分，宣布放弃武力，还给苏联提供大量援助，莫斯科非常满意；美苏在维也纳进行裁军首脑会谈，在欧洲搞欧安会。

我们说这是搞“东方慕尼黑”，指美英等西方国家和苏联讲和，让它向东方来打中国。毛主席甚至和斯诺谈话时讲他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勃兰特，因他和苏联搞缓和。

此时，正是文革高潮阶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时年48岁的王殊，年富力强，天性耿直执着。他想，我是在外交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我要学粟裕大将，谏真言，当“忠臣”。但同时，王殊对夫人也交代了后事……

7月24日的北京，酷暑难忍。当王殊心怀忐忑、懵懵懂懂被带到中南海时，才发现是毛主席接见外宾的书房。毛主席与王殊握手后说：“你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啊。”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王殊的心头！毛主席赞扬他的观点，对王殊说：“你很了不起，可以当大使。”王殊非常激动，紧张情绪一扫而光，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却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

可没想到，坐在他身旁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顺手拿去抽了起来。屋内烟雾缭绕，香气扑鼻。王殊后悔极了，当初真该放在自己的衣兜里！

03、从随军记者到外交家

王殊1924年10月生于江苏常熟，14岁时到上海读书，1942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在大学里，除了刻苦攻读英文和法文外，曾以“林莽”为笔名，在上海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

1946年4月，王殊受地下党组织安排，来到苏皖边区教育厅任编审。解放战争中，他到了华东野战军。1948年9月开始，他开始了在新华社长达24年的记者生涯，正像其撰写的《五洲风云纪》所说的那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

当年24岁的记者王殊，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报道。他写的第一条新闻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半。

王殊在朝鲜战场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说：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不久，因他懂英语，被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

他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1959年，他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

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王殊顺利地在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加纳和几内亚两国间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几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我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1960年10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在友人的安排拜见了总统凯塔。凯塔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王殊将信息第一时间报回国内，中马顺利达成建交协议。

1961年底，他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并任社长，地点选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上任伊始，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他日夜采访，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受到总社通报表扬。

1969年，王殊等待派往英语或法语国家。但此时新华社驻波恩惟一的记者患癌症回国治疗，因此，要王殊先去“顶缺”。他抢时间看了一些材料，便急匆匆飞到波恩。

王殊知识渊博，极具人格魅力。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有各类政要、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

1973年王殊认识的一位阿尔卑斯山的老石匠，每年春天都给他寄来一封信，并附有一张贴满了山区新绿的嫩叶和鲜艳花瓣的硬纸片。王殊只要去德国，总是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位住在养老院的挚友。

后来，王殊相继担任过《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80年代担任驻奥地利大使，回国后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殊1990年退而不休，任中德友协会长、外交官联谊会顾问、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外交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作者为外交官，文章转自“外交官说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