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现在来看，中国“入世”差不多刚好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中间节点，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这之后的20年里，中国开启了一段令人震撼、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期：出口额、进口额、GDP均以13%左右的速度增长（以不变价美元计算）。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可谓“爱恨交织”：一方面，西方消费者乐于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农民也从庞大的新市场中获益；然而另一方面，西方工厂往往无法与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中国同行竞争，导致欧美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锐减，进而引发相应的政治后果。

由于无法重新分配这种新经济模式带来的得失，欧美国家领导人在应对国内民众的不满时，常常将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归因于不当的政府补贴和倾销行为。他们还针对中国发起大量申诉（从2004至2018年，美国和欧盟在WTO总计发起了32起针对中国的申诉）。此外，美国和欧盟还拒绝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2016年中国“入世”15年后如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在针对中国的申诉中保持了全胜“战绩”，但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其他国家针对美国也提起了不少申诉，大多数以美国败诉而告终。这一难堪的记录，加之在申诉时的屡屡受挫，让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试图破坏WTO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作用。

说起美国对WTO的攻击，人们可能很自然地在脑海里浮现出前总统特朗普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毕竟，特朗普对WTO嗤之以鼻，甚至想要退出WTO，这个大家都知道。然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第一个在政治上对WTO发难，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的人，实际上是特朗普的前任、比他更为低调的奥巴马。这一政策始于2011年，贯穿了奥巴马政府的整个任期。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后，只是继承了该政策而已。

WTO上诉机构有7名法官，任期固定，随着他们先后到期离任，而新法官却由于美国的政治阻挠而无法补足，于是到了2020年，该机构彻底“停摆”。为应对这一职能空缺，中国、欧盟等16个WTO成员只好在2020年3月设立了一个名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替代机制。然而，这一权宜之计并不具备一锤定音的地位，也不太可能大幅减少自2011年以来积压至今，且仍在不断增加的申诉案件。

在拜登入主白宫的头10个月里，他对于这届美国政府就WTO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清晰明确的看法。尽管在美国的官方表述中，其对WTO上诉机构的不满与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批评没有关联，但在特朗普时期，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被混为一谈。因此，在拜登政府发出明确信号，澄清这两件事的关系之前，许多分析人士仍将认为，美国是在“挟上诉机构以令WTO”，施压其颁布新规，继续给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

某种程度上看，世贸组织规则和程序的全面改革是件好事，并且可能对中国更加有利。毕竟正常来讲，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中国划到“非市场经济”的框框里。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1款第二项注释，“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是“完全或基本上完全垄断贸易，其国内价格由政府决定的国家”。然而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定义，就会发现其目的显然不是要在经济上确保价格由市场决定，而是有其政治意图，要把那些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挡在门外。例如，美国贸易代表2020年向WTO总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文件明确要求“政府对企业的商业决策不应存在重大干预”。

当然，像这种限制性的政治标签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并且也不太可能得到大多数WTO成员的支持。尽管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高度依赖私营经济。据统计，中国大约60%的GDP，70%的创新活动，80%的城镇就业，以及90%的新工作岗位都来源于非公经济。坦白讲，很少有欧盟经济体在私营部门的竞争和创新方面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2019年，中国向WTO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针对当前WTO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第一点指出，上诉机构危机是关乎WTO生存的关键紧迫问题之一；而第四点强调，WTO需要承认多元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包括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体制，以及把国有企业和市场定价相结合的体制。

WTO要想恢复其在解决争端方面的效力，就必须要在任命程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恢复上诉机构的全部7名法官。有了这一基本仲裁功能的保障，WTO成员将可以在更宽松的时间框架内自由地提出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和程序建议，讨论其各自的优势。随着危机的烟消云散，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将清楚地看到，实现合理定价，靠的是经济和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标签。

（作者Michael R. Power中文名包迈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风险金融》杂志前总编辑，文章转自“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