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伊始，浅谈一下印太概念。“印太”由美国提出，并随着美国亚洲战略的变化而出笼。19世纪，美国使用东亚概念，主要指中日及朝鲜半岛和苏联远东地区，与欧洲人的所谓“远东”概念大体相当。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范围扩大，概指马六甲以东地区，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到二战时期，为方便海军活动，美国又开始使用亚太概念，但早期的亚太是个战时概念，原意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比东亚概念范围大一些，也可简译为亚太。到70年代，基于这一地域经济发展及国际地位上升，亚太概念重新盛行。近年因中国崛起加速，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后，美国开始使用“印太”概念。其实美国使用“印太”概念并无多少新意。美国人一向把印度洋视为太平洋的边缘海，美“太总”指挥范围就覆盖印度洋。现在推出“印太”概念，一是用“掺水”的方式遏制中国及东亚影响的扩大，二是为了把印度拉入其反华圈子，三是增大了欧洲人介入亚太事务的合法性和积极性，如此而已。对于美国使用“印太”这个概念，我们既要警惕，也不要过分敏感，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正如美国称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只说加勒比海危机一样，“各说各话”。我要提醒一句，我国学者仍要坚持“各说各话”原则，你说你的“印太”，我说我的亚太和东亚，慎提“印太”，力避用我们的笔帮美国人的腔。

回归正题。新冠疫情与东亚地缘政治新变局，首先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我认为，新冠疫情类似一场世界大战。第一，持续时间长。国际上有说2022年夏季前难以实现全球70%的人接种疫苗的，也有说2023年不可能结束疫情的，也有推测疫情可能延续1-10年的，总之，不能排除新冠疫情持续时间将会超过一战二战持续时间的可能性；第二，参与国家多：一战二战为部分国家参与，新冠疫情为全球参与；第三，伤亡人数多：一战为3000万伤亡、二战是7700万伤亡，现在新冠死亡已经超过500万，确诊两亿五千万。一战二战使得国际力量大洗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新冠疫情作为一场人对病毒的全球战役，类似于世界历史大战，同样会引起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观念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这个变化落在亚洲、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上，应该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东亚地缘政治变局又是如何变？第一，东亚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就如同一战二战对世界影响不平衡一样，新冠疫情对欧洲、北美的经济社会影响更大，因此会加速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从大西洋沿岸向东亚地区转移的进程。此外，东亚的人口总量和陆地面积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购买力、贸易总量与经济增速早已超过欧美。因此东亚成为地缘政治中心不仅是概念，更是国际政治现实。

第二，东亚内部地缘政治力量有明显变化。美欧受疫情打击大，除去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力量之外，文化、文明和民主制度等软力量受到损失，面临系统性危机。而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积极学习西方，从军事力量组合到思想文化心理全盘西化。美欧在新冠疫情下的加速衰落，对日本的民主制度和文化文明自信也造成打击，使得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下降。美欧受疫情的打击大，原因在其制度的劣根性之中。在世界其他地方，疫情打击不平衡减少了人们对西方制度的盲目崇拜，将促进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思想解放。在这场全球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日本更具备回归东亚的心理社会因素。岸田文雄10月8日在日本国会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提到的“新资本主义”，就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包括救济贫困、注意分配制度、扶持中小企业、照顾老人儿童等。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里面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冷战结束时，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进入低潮，现在可能正在走出低潮，这一事实必然影响世界政治、影响东亚政治。这场疫情还使东盟自主性经受住了检验，韩国自主性增强；蒙古对华依赖的一面更突出；中国实力、影响进一步上扬。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在疫情中经济损失小，与美欧的增速差加大，加快了中国崛起的速度；第二，西方民主衰落，突出中国制度的合理性；第三疫情改变了世界的观念，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走出低潮，有利于提高中国威望。

第三，东亚自主性、区域认同、合作向积极方向进展。东亚认同增强，RCEP、“东盟＋”、东亚峰会以及中国主场外交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域外力量试图影响东亚效果不佳（美欧影响尤其下降）。拜登8月26日公布新冠疫情溯源报告，这些国家想要抓住中国把柄，大有借机兴师问罪于中国之势。今年5月到7月，英德法荷澳的军舰都想到南海“赶集”，就是这个意思。8月中甚至擦南海而过。但是后来美国疫情溯源报告空空如也，他们就赶紧作鸟兽散。这件事情典型说明东亚自主性提高、中国国际威望提高。

最后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的东亚地缘战略。当前的东亚形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如何抓住机会至关重要。为此，一要明确定位，做好“老大哥”。这个老大哥并非对小老弟搞欺压霸道，而是指有担当，起到领导作用。中国还要适时打出旗帜，将宽厚老大哥使命落实到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老大哥”的角色定位。

二要做到有知有行。从近期来看，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抗疫形势依然严峻，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抗疫合作。从中长期来看，通过产业链、亚洲高铁等互联互通，促进周边经贸人文交流很重要。

三要发挥“东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的稳定锚功能。四要解决好各类领土领海矛盾、加强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这一点最关键。最后一点，要调整心态。当前世界形势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开始走出低潮，中国在上升，亚洲在崛起。我们的发展是在崛起中实现，而不在于对一些利益的斤斤计较。

我们在贯彻东亚战略的时候，还要力避因东亚主导权与美国直接对抗。回溯历史，中美两国不只有争端，也进行了多次合作。尼克松访华开展过中美第一轮合作，源于国际因素；911事件后开始了中美第二轮合作，也源于国际因素，即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新冠疫情有可能推动中美第三轮合作，这次合作源于美国的国内因素，即美国力下滑、内外交困背景下的中美合作。极有可能，这一轮由美内部需求驱动的中美合作，动力较前两轮合作更充分。处理好中美关系，开展中美合作，有利于东亚地缘政治稳定及和平与繁荣。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文章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