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据土方声明，两国同意组建联合机制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此次会晤前，土耳其与10个西方国家刚刚发生外交危机，危机以西方国家“服软”收尾；11月宣告成立的“突厥国家组织”，与土耳其外交方面的动作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四处出击”的土耳其外交似渐入佳境，实际状况如何？对地区和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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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外交指导原则及政策开启深层次调整，“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渐渐浮出水面，其内涵在于强调土耳其外交行动主义、硬实力的一面。风云变幻的区域局势，恰好为土耳其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中东、东地中海、非洲、南高加索等地区，均可见土耳其涉足其间的身影。

在土耳其看来，区域孤立的局面势必损害自身根本利益，所以近期正努力促成区域和解。今年5月，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与埃及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会谈，这是2013年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后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晤。9月，土、埃确认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同样是5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带队前往沙特，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这是2017年以来土耳其外长首次访问沙特。

11月在罗马举办的地中海议会大会期间，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同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赛义夫·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举行了会谈。

长期冰冻的土耳其－以色列关系也出现回暖迹象。前不久，一对以色列夫妇在拍摄土耳其总统官邸后被当成间谍逮捕，但最终获释，这或多或少释放出双边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

11月16日，在黎巴嫩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表示，土耳其愿意帮助黎巴嫩解决与海湾国家的外交风波，这项声明背后隐藏着土耳其破局东地中海困境的深意。2020年8月，贝鲁特大爆炸发生后，各方争相拉拢黎巴嫩，土耳其承诺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了能源问题，难民问题也是土黎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

通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举措，土耳其着力重新校准其中东外交，竭力改善孤立局面，以夯实区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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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外交哲学的革新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对国际秩序、区域秩序的理解和对自身的认知之上的。埃尔多安多次提出“世界远大于五”，认为在国际和地区格局迅疾变迁的背景下，土耳其应当扮演新秩序的重要决定者和参与方的角色，并且土耳其有能力扮演这样的角色。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远大于土耳其”，在外交层面借助历史文化遗产、记忆的复兴与重构，复活“新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土耳其部分实现了将自身影响力投射至更广阔地缘政治空间的目标。但这也严重损害了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关系亦是跌跌撞撞，远大抱负因而遭遇严峻挑战。

土耳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赋值，但实质是一种在混乱时代的冒险。土耳其自视甚高，已然将自身视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甚至怀揣更大的抱负，希望被视为地缘政治的重量级行为体来参与到关于欧亚、中东、欧洲和北非的讨论中。

近期“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土耳其的推手作用，只是“突厥国家组织”具有“非正常性”。区域合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都属屡见不鲜，从经济上的合作外溢至政治层面也较为自然，很大程度上也在推动历史进步，但“突厥国家组织”并不具备这些基本特征。

土耳其纵横捭阖的地区地缘政策不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大国发生利益冲撞，例如俄罗斯在中亚具有传统的优势地位，而地中海一直如同欧洲的内海，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某些行动已经威胁到欧洲国家的根本利益。

总体而言，土耳其同美西方及俄罗斯的关系日趋复杂，勾连中存在抵牾，合作中透露出矛盾。土耳其扩张性外交和国防政策，也因此引发其与众多邻国或盟友的摩擦，尤其是从深层次上损害了其与传统盟友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以及与欧盟关系。

在美土关系上，双边构成典型的非对称同盟关系，构成各自视角的同盟困境。一方面美国珍视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双方在治理理念、地区秩序、意识形态等层面加速催生了诸多结构性矛盾。土美盟友关系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两国各自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决定了双边关系再也无法恢复如初。

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土俄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对土耳其而言，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是其经济和外交的生命线。对俄罗斯而言，其可以通过土耳其对北约及其盟友施加压力，也可以将土耳其与东地中海国家间的不和加以利用。土俄关系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块，不同区块表现出合作或者冲突的不同特征，区块化或许最能解释当前两国关系。

在能源合作上，土耳其拉近同俄罗斯的关系，与部分欧洲国家打擂台，但在围堵俄罗斯的问题上又为美欧摇旗呐喊，屡屡高调发声。这种走钢丝式的外交已然超出了土耳其自身的国力，颇有些“蛇吞象”的意味，免不了险象环生。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有言：“引起外交政策特别关注并以之为基础的，是国家内部组织系统的变化。外交政策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当前土耳其内政与外交的彼此深度联接及相互作用，同这一论断不谋而合。

埃尔多安政权主导的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转型与传统治理模式严重背离，不仅在国内引起剧烈反弹，也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产生了激烈冲撞。美西方试图将土耳其拉回旧有轨道，然而其“训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双方关系造成深层次损害。西方基于所谓民主价值观、世俗化的抨击换来的，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的强硬回击。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土耳其正在寻求真正独立的、摆脱西方和旧有框架的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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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刻意凸显自己的存在，在获得少许利益的同时也遭到诸多猜忌和怀疑，当下的土耳其外交也因此在逐步调整。比如，在对待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方面，土耳其开始向沙特等区域大国让步，试图重新热络与埃及以及海湾国家的关系。

然而，土耳其长期以来被认为“不是在按规矩出牌，而是颠覆和重置牌局”。在诸多阿拉伯国家眼中，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起到了分裂性而非聚合性的作用，区域国家对土耳其的怀疑似乎并无明显减弱趋势。土耳其多大程度上能够展现出将区域国家聚合起来的形象，根本上将决定土区域外交的未来。

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从表象上看，似乎是难民、经济援助等利益层面的争夺和不和，更实质的问题则是西方对土耳其的他者化和对土耳其追求独立外交的打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土耳其外交能否健康发展，也取决于西方能否尽量客观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局势，能否接受自己昔日小兄弟的“离经叛道”和独立发展。

埃尔多安利用历史遗产和国际格局大变迁的机遇，一定程度上撬动了区域乃至大国争夺的格局，但其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土耳其实实在在的利益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它所呈现出的不可预测性就是多种不确定性彼此叠加和作用的结果。因而，土耳其外交远非渐入佳境，而是长短不一，国际社会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国际格局深刻的变迁从根本上决定了土耳其外交的未来依然会起伏不断，埃尔多安的个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作者刘姜为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科研助理；李秉忠为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文章转自“环球杂志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