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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维护差异性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
发表时间:2021-12-08 19:56 来源:国际网
“二战”后的秩序建构,是由战前的世界问题而来。尽管战后国际秩序相比战前公平很多,但它仍然是等级性的,共同而有差别的。目前美国对差异性的维护引发国际关系紧张,“民主峰会”是强化世界差异性、意图维护国际体系等级性的表现,它只会给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带来更多紧张和混乱,它所弱化的是战后秩序中对于共同性的追求,不利于各国求同存异、协力面对诸如气候变化等众多全球性问题。同时,美国近年来对差异性的执着,将其原本出于内政原因带来的“制度衰败”,归因和迁怒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也使人类生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多不确定性已有如“一战”前夕的国际关系。

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发起一场所谓“民主峰会”,邀请大约110个国家及地区参加,将于12月9日至10日以视频形式举行,所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威权主义、打击贪腐以及促进尊重人权”。这场峰会凸显的两个重要内涵值得关注:一是会议由美国主导,表明美国意图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二是会议贴出了“民主”标签,意味着美国意在国际政治中塑造“身份认同”,即构造一种“你我有别”的差异化世界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世界。放长时间来看,这两点内涵都不是新东西,而是内在于战后秩序安排中,只不过在过往的某此时段,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化国际政治,曾经有所淡化而已。

因战前问题而生的战后秩序

“二战”后的秩序建构,是由战前的世界问题而来。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时刻,人们看到的是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但战争只是问题的结果,并非问题本身。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一般认为经历了一轮全球化周期,这轮全球化是以欧洲为中心,又主要以英国的向外扩张为动力。由英国和西欧肇始的工业化,到19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欧洲被普遍卷入工业化的同时,处于欧洲东部边缘的俄罗斯,以及欧洲之外的美国和日本也相继成为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欧洲近代以来的殖民进程,也随全球化波及亚洲东西两翼和非洲,瓦解了东亚文明圈和奥斯曼帝国体系。当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推动的全球化串联起一种新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时,在前所未有的“全球社会”中,工业化国家间因市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纠纷日益严重,因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农业生产方式而带来的无产者(工人、破产农民等)的被剥削问题也严重凸显。卡尔·马克思敏锐观察到了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压迫,处于同一时代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1945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说:“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19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改变了以往时代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形成了资本对政治的挤压和再塑造,给当时世界带来三大挑战:一是工业化国家即列强之间因分赃不均而引发激烈冲突,特别是围绕关税和殖民地问题尖锐对立,这是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关键因素;二是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塑造起了压迫性等级秩序,迫使陷入殖民、半殖民的国家和民族奋起反抗不正义的国际体系;三是资本运动普遍瓦解社会,恶化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使得“阶级政治”出现,这在工业化国家更加突出。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不仅颠覆了在20世纪下半叶被称作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使它们普遍陷入政治失序,也产生了回龙镖效应,使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心国家被自己所发起的全球化反噬。

为回应上述问题,“二战”的胜利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组织了战后重建:一是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二是有助于保护社会的国内秩序。从国际关系来说,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总协定(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即WTO)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立,形成了战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在保障了国际和平的同时,也缓和了工业化国家之间、工业化强国与原被殖民国家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共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蓬勃发展,一大批原先丧失独立性的国家重新获得政治自主,这与战后建立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不无关系。从国家内政来说,战后出现了一波民主化浪潮,福利制度也在工业化国家普遍推进,国家内部的利益相关性得以大幅提升,公民权利获得前所未见改进,从而促进了分配公正、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和谐。

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同时存在

战后秩序的“实质”是在国际国内层面重新规范资本与政治的关系,使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能够驾驭资本,其总体精神是“让利”,包括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让、工业化国家对原被殖民国家的政治让步和国家内部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让步。这些“让利”是对19世纪的全球资本运动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系紧张和社会失序的纠偏,是形势所迫下的不得不然,主要并非源于道德理想主义,而是在权衡利害得失下的理性选择。这决定了战后秩序有两面性:一面是共同性。战后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秩序,总体来说有助于拉平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鸿沟,保障了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和国家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共享,也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国际秩序正义性的增强,主要源于新的国际秩序是在反对欧洲殖民秩序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二战”的最后时刻,代表旧世界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时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就战后安排展开了系列谈判,后者的方案主导了谈判过程,英国做出了巨大让步。美国是战后秩序最重要的设计者,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以英国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进程中,它还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虽然到19世纪下半叶已转变为工业化国家,但却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因此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深怀不满。在“一战”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民族自决”思想,所要瓦解的就是欧洲殖民秩序和欧洲的中心地位,是对当时的国际等级秩序的反抗。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跃升为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它在战后主导重构了国际秩序,这个秩序相比以往已有不少改进。曾经作为边缘国家的美国,将其对中心国家的反抗,在义理、制度层面植入到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中,为处在外围的国家继续反抗等级性国际秩序提供了空间。这是进入20世纪晚期以来,国际秩序不断被“拉平”的缘由所在,当然,却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美国所始料不及的。

另一面是差异性。尽管战后国际秩序相比战前已经公正平等很多,但它仍然是等级性的,在反抗和摧毁欧洲的殖民压迫国际体系时,美国又重构了以往欧洲的中心-外围国际秩序。经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浩劫,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已认识到以往那种绝对化的支配—被支配关系所遇到的反抗,把多数国家排斥在国际权力和权利分享之外是行不通的,转而表示出一定的愿意共同分享世界权力和权利的姿态。这使19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强势国家意图构建一个可共享的世界,而不再是少数拥有、多数被剥夺。美国在战后牵头建立多个全球治理机构,大力倡导多边主义下的合作,是其具体表现。但这种愿意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这个分享体系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应占有优势地位,即在表态“共同”的同时仍“潜规则”坚守“差别”。它在理论上的表达,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即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主要靠霸权,有实力的霸权国家提供了更多国际公共品,因此也应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力和权利即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就是这种现实的突出体现。这一时期的世界,实际上是“共同而有差别”的,世界各国享有的权力和权利并不真如联合国宪章所声称的那样全然平等,而是仍然分出强势国家、弱势国家两类国家群体,前者只是少数,而后者是多数,并且弱势国家群体在国际场域没有多少话语权,国际规则基本上是强势国家制定的,弱势国家主导了不了国际秩序。与以前的不同在于,弱势国家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按照自身意志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了,而且已与强势国家处于同一种话语平台,能够在国际场合“插嘴说话”了,尽管说出来的话并不能产生多少影响。

以上构成了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历史结构”,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协商共建的和平护持与共同发展体系,它解决了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和原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间的共存;二是相对弱化但仍然明显存在等级的国际秩序,“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与霸权意志的同时存在是其体现;三是国家内部以民主、福利为主要方面的权利供给体系,它所致力的是将战前被瓦解的社会重新粘合为共同体。

对差异性的维护引发国际关系紧张

战后形成的历史结构,是最近七十多年来世界总体来说维持了和平与安定的成因,但它在20世纪晚期以来已逐渐遭到损坏。原因不在于战后历史结构被抛弃,而是其本身就包含了在演化过程中会自我反噬的因子,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任何制度安排都可能难以避免的困境,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曾经指出来的那样,中国历朝历代在其初始时的制度安排,都曾较好应对了当时时势,然而,经历一段时间后,制度的效率就会开始出现折损,发生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政治衰朽”或制度退化。战后秩序也难逃这一“历史周期律”,其效率损耗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权利供给和公共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超载。权利供给是针对国家内政而言的,公共产品则针对国际关系,对这两者的无度索取,分别导致了国内社会和国际体系的失序。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运动,重新颠覆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在改组了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带来内政紧张的同时,在国际层面则是重构了全球经济和实力格局,动摇了战后形成的国际等级秩序。就国际层面来说,等级秩序被拉平,国际关系更加平等和公正,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它引发的问题在于:等级秩序创建时刻的优势地位拥有者,因其实力被消解而产生了极强的心理失落感,转而不惜打破既定规则来维护以往权势,这使国际政治中的纷争显著加剧,尤其表现在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上;同时,在一个逐渐被拉平的世界中,由谁、如何来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开始充满不确定,在缺少强有力的、获得普遍尊重的权威协调者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行动,越来越困难。

“民主峰会”是强化世界差异性、意图维护国际体系等级性的表现,它只会给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带来更多紧张和混乱,它所弱化的是战后秩序中对于共同性的追求,不利于各国求同存异、协力面对诸如气候变化等众多全球性问题。美国近年来对差异性的执着,还使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已经发生范式性变革,也即构成时代特征的一些关键性要素已今非昔比。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当前的“时代”之变主要是指相对“战后时代”的世界面貌变化,也是在战后历史结构中逐渐孕育、演化和变异出来的。自“二战”结束至21世纪初,虽然全球经济、政治生活和其他方面在不同的时间都在发展变化,但总体来说在某些关键要素即在时代特征上维持了连续性,因此大致处在同一时代。然而,最近一些年来,世界面貌已越出这个时代范式范畴,主要表现就是在战后曾经获得有效规制的资本在最新一轮全球化中再次越出政治的牵制,它使一些原先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将其原本出于内政原因带来的“制度衰败”,归因和迁怒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也使人类生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多不确定性已有如“一战”前夕的国际关系。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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