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谦同志在党内倍受尊重。原政协主席李瑞环曾题词，赞颂学谦同志“坚定的信念，严谨的作风，出色的工作”。学谦同志惟以信念为已任，两袖清风为人民，光明磊落、勤奋刻苦，是我们晚辈为人做事的楷模。我在他身边工作八个春秋，时至今日，仍难忘老首长对我的言传身教。学谦同志1921年12月19日出生于上海，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我追忆这位老领导，并将所知的几件往事追忆记录下来，一是表达深切缅怀之情，二为历史留下印痕，三是让年轻同志们也受到教育和启迪。

平易近人 平等待人

1982年4月，学谦同志从中联部调到外交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当时除司机外，他没带任何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到外交部来。1983年1月，组织上将我从外交部新闻司调任吴学谦同志秘书。

我第一次见到学谦同志是在1983年1月22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到首都机场迎接他访问非洲11国归来。我简单自我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听人介绍过你，明天办公室见！”第二天，他处理完急电后找我，问我对工作有何想法。我说：“我从未干过秘书，担心干不好。”他说：“我也从来没想过当部长。没关系，慢慢熟悉。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一句话，拉近了我和首长的距离。在随后相处的日子里，他对外宾提到我时总说：“这是我的同事。”这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首长谦和、可亲的品格。他手把手地传帮带，包括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让我永志不忘。

学谦同志从1938年10月起投身革命工作，曾是上海地下党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学谦同志先后在团中央国际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职务，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革命经历丰富，但他从不以“老革命”自居，对周围同志总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四人帮”、腐败分子则嫉恶如仇。如果有人偶尔问起他的历史，他总是轻描淡写。在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中到底付出过多少艰辛，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学谦同志为人正直实在，历来对说大话、空话、套话以及对领导溜须拍马者都很反感，对那些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言之无据的人（包括干部）也从不以为然。他对身边的同事、下属，都和蔼可亲、平等尊重。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学谦同志和钱其琛等领导同志合作共事融洽，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学谦同志对他们都非常尊重，让他们放手工作，也不时就一些问题坦承地同他们交换意见。这些党委同志也都按各自分工，尽心尽责。每次开党委会议之前，学谦同志总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再结合外交战线工作的实际，提出党委会议题。会上，他希望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但要求意见要明确了然，不要拖泥带水。他自己则以身作则，每次开会都将与会同志的一致意见和共识归纳成会议要点。

学谦同志任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足迹曾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他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位，但并不傲慢。在外交谈判中，他在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既捍卫我方主张，又赢得对手的尊重。他的讲话或交谈，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对有争议的问题（如全球道德标准问题），他则主张各讲各的、平等探讨。无论是对第三世界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要，他一概诚恳待人，平等相处，礼貌待人。这种尊重待人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结交了很多国际朋友。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后任格鲁吉亚总统）、德国外长根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外长西堤·沙卫西拉（后任枢密院大臣）等都与他有着良好的友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谦同志至少七次出访或顺访泰国，泰中友协会长、前外长、总理差猜·春哈旺少将除宴请外，还邀请学谦同志一行到他家去茶叙。泰王姐两次会见，并设午宴款待。泰国上议院议长米猜主动提出会见并在乡间别墅家中设晚宴招待，气氛都十分热情友好。1983年10月，学谦同志以外长身份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高规格的热情接待，里根总统会见，国务卿舒尔茨全程陪同参观访问，老朋友布什设家宴款待，布什夫人芭芭拉还亲自下厨做糕点甜食招待代表团一行。1988年，学谦同志访问英国时，杰弗里·豪曾专门安排他前往郊外官邸Chevening城堡下榻并在城堡举行欢迎宴会。在18个月之内，他们两人在三大洲四次亲切坦诚见面，显示出中英两国的密切关系和两人的友谊。

学谦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认真求实的工作态度，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无论在美国、加拿大、荷兰等这些发达国家，还是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这些发展中国家，每当学谦同志出访，当地的华侨、华人组织（包括一些亲台的社团）都会联合起来为他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在访问泰国期间，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曾专门邀请他参观亚洲电讯集团总部并宴请他，就增强该集团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交换意见。

工作为首 尽心尽责

学谦同志为党、为国家敢担当，“尽力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是学谦同志终生的信条。他白天会见外宾、出席各种会议、处理重大案件、找分管的部司领导谈工作，下班后还要在家继续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他工作繁忙，从无节假日。平时，凡邀请他参加的活动，可去可不去的，就不去；可走可不走的地方，肯定不走。出差外地时，地方上争相请他去做报告，大都被他谢绝。他常说，“我最缺的是时间。要珍惜宝贵的时间，还是多留些给本职工作好。”

学谦同志在上海开展艰苦的地下组织工作及解放后在团中央和中联部工作时，因为每天总是忙忙碌碌，健康严重透支。特别是“文革”期间，因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他入狱达965天，身体又受到严重摧残，患了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需要长期服药和休息。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每天仍超负荷工作。

学谦同志曾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长身份率团出席第38至42届联合国大会。在1984年9月举行的第39届联大会议期间，25日，他一整天几乎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小会议室度过，先后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安倍、埃及外长马吉德等12位外长。为了准备这一天的连续会见，他在前一天晚上会见完两位来自欧洲的外长后就“挑灯夜战”，翻阅有关资料和“谈话参考”，拟出会见提纲。第二天又起了个大早，亲自写出会见谈话要点。会晤外宾期间，我见他满脸通红，生怕他精力不足，劝他稍事休息。他只在会见间隙喝点水，闭闭眼，就又打起精神继续会见下一位客人。在第41届联大期间，他同苏联外长就翌年恢复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经几轮交谈终于达成了协议。他也松了口气。

学谦同志始终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对台工作“八项主张”，正确判断台湾问题总体形势，指导对台工作。198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学谦同志要出席并讲话。行前，他在中南海办公室突然脸色苍白，上吐下泻，衣裤全是脏物。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着急，马上同北京医院联系，大夫要求立刻送去急救。他却执意坚持说：“不行，我得去大会堂！”我们深知这场活动的重要性，且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便马上让他换上我们工作人员的西服和领带赶去会场。他强忍病痛，发表讲话。散会后，在我们催促下他才去北京医院就诊。急诊大夫火了，说再晚点送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好被迫住院诊治，住院时，他还老惦记着工作。

不搞亲疏 任人唯贤

学谦同志奉派到外交部工作时，我国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文革”的一些后遗症还未全部消除，干部关系尚未理顺。学谦同志在党组（后改为党委）会上指出，我们应当切实贯彻中央拨乱反正指示，在外交部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搞亲疏。不管原先来自部队、党的地下组织，还是从地方、高等院校调来的干部，只要忠诚于党的外交事业、德才兼备的同志都要充分尊重信任，要敢于、善于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学谦同志说到做到，从不搞小圈子，一直任人唯贤，提拔培养了不少年轻干部。有的年轻翻译，因为随行出访时表现突出，他就会向干部司推荐，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总鼓励年轻同志积极参与业务工作。会见外宾前后，只要有机会就同他们交谈，让他们大胆上岗。他对干部司负责同志说：要注意重点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轻干部，对干部的使用不要搞“论资排辈”。他说，不能老让杨洁箎、周文重等同志长期干翻译工作，要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锻炼、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当年的“高翻”成为今天外交部领导和外交战线的骨干，与学谦同志等当年部领导的关怀是分不开的。我也在他的谆谆教导和关怀期盼下走上常驻多国的第一线。

学谦同志在干部使用上十分重视老同志的宝贵经验，积极让他们发挥作用。那时，有些领导干部还未“解放”，他多次要求组织部门抓紧工作，让一些尚未恢复工作但经验丰富的同志早日投入业务工作。至今，有些离退休的大使回忆起他们当年重返外交第一线的情形，心情还很激动。

夙夜为公 后辈景仰

学谦同志是我敬仰的老领导。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年，是我耳濡目染、深受教诲的几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为温馨、愉悦和使我受益终身的一段美好时光

学谦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革命一生，清廉一生。他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心扑在工作上，求真务实，作风严谨，是我国外交战士“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楷模。他这种严以律己、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风，也为我起到了言传身教的表率作用，使我能在日后的工作中较顺利地完成由秘书向使馆领导角色的转换。

虽然这位与党同龄的老领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每每忆及他的音容笑貌和品格风貌，依旧觉得是那么慈祥，那么亲切！他的生命之花虽已凋谢，但精神之光永不泯灭！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前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