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中美关系缓和于冷战时期，50年间，两国关系几经波折，特别是近年中美贸易冲突之后，两国关系再现困境。加上最近的乌克兰局势，也让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再度出现“冷战”式对立。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回顾尼克松访华50周年，对于分析当下国际局势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具有了新的意义。

本文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的采访整理而成。

50年前的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了他为期一周的访华，一直到2月28日。这一周被叫做“改变世界的一周”，因为中美两个“巨人”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个事件对当时的世界冲击很大，整个国际格局变了，对中美两国后来的历史发展都影响很大。正值尼克松访华50周年，确实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事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现实意义。

我个人观点，这个事件很伟大。

它为什么会发生呢？一个总的特点，就是结构变了，有战略需要了。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当时的两国领导人战略定位、历史视野很高，能够排除国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客观上有需求，主观上有合适的领导人，就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和解。当时的国际态势是，世界处在冷战中期，美苏竞争发生态势变化。

一般认为，冷战开始的起点有两个：一个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区选民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岌岌可危，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冲锋号；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富尔敦演说，“铁幕”在欧洲落下了。整个50年代，其实美国方面力量还是大，就综合国力，美国“三分天下有其二”，苏联这边总体力量还是弱一些。毕竟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家底雄厚，苏联是新兴力量，所以在战略力量方面美国比苏联强，所以态势是美攻苏守。

但60年代就开始渐渐发生变化。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被迫把导弹、发射设施从古巴撤走。而且美国人挺坏的，跑到苏联的军舰上去检查，还直播，弄得苏联红军很没有面子。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丢了面子，失去了苏联红军的支持，所以1964年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苏联方面痛定思痛，开始增强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冷战的主领域还是军事领域，军事对抗是第一。军事主战场在欧洲大陆中部，具体讲就是东西德分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大平原，美国海军强，但用不上，空军美苏力量差不多，在大平原作战，陆军决胜，而陆军方面苏联一直很厉害。

整个冷战，苏联领导的华约集团始终保持了5万辆以上的重装坦克，而北约只有2万辆，所以陆军是苏联厉害。但当时美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制约手段就是核武器，美国首先掌握了核武器，整个50年代，在核力量方面美国是有绝对优势的。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公开威胁过苏联：你要是敢打西柏林的美军，我们就炸你的莫斯科。苏联为什么跑到古巴去冒险？就是当时它的核力量不能威胁美国本土，因为当时它的战略轰炸机不行，洲际导弹也不成熟。

美国在苏联边境部署了好多中短程导弹、战略轰炸机，所以苏联的本土，尤其是欧洲部分，是受美国威胁的。在古巴要部署中短程导弹就可以威胁美国南部本土，这是当时做这个事的原因，但后来发现战略力量不行，真决战的话会输。于是整个60年代苏联就卧薪尝胆，发展核战略力量。到60年代末，苏联的核力量就跟美国持平了。

一持平美国就要调整战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堪萨斯城讲话。这个讲话传递了很重要的观点：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两极结构，而是五大力量。这是冷战期间美国重要的战略调整，而这个调整是对的，是美国在战略上优先于苏联的重要一环，把世界的认知变了。

五大力量除了美苏两家，还有中国、西欧和日本。复兴以后的西欧，和在美国扶植之下复兴的日本，都是美国盟友，中间可以做文章的就是中国了，而且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当时能帮美国的就是中国。因为西欧和日本主要是经济上比较强，军事很弱，帮不了美国对付苏联，但中国是可以的。首先中国天然块头大、人口多，而且中国独立自主，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勒紧裤带搞出来“两弹一星”，有了大国重器。而且新中国在实战方面很厉害，在朝鲜、越南跟美国交手没有输，中印边境冲突中国打得很好，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国打得很好，所以美国展望全球，觉得只有这位老兄可以帮我。

有了堪萨斯城五大力量，逻辑上讲要找中国了，这是中美和解美方的原因。那么中美要和解也不容易的，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跟美国天然就不对付。新中国成立是国共内战的产物，而在内战当中，美国是站在国民党那边的，跟新中国的创立者中共实际上是有战略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朝鲜、越南，和美国有直接武装冲突。

所以坦率讲1949到1972年，中美关系是不好的，甚至可以说，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我们跟美国关系是最不好的，所以美国要跨出这一步也不容易。这里有战略决断力的问题了，由美强苏弱变得均衡，美国需要找帮手，展望全球只能找咱们中国，但因为我们之前是兵戎相见的，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需要一个政治决心。

中国这边情况是这样的：中国和美国关系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在越南还在打仗，所以我们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但也是现实情况逼中国变化。一个是中苏分裂，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裂了。新中国的基本性格，尤其是毛主席性格，是独立自主的，于是我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治上就开始分裂，到了1969年3月，后来在新疆铁列克提竟然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个时候，中苏就由原来的传统朋友，变成敌对关系了。这时候我们也得找帮手，因为毛主席战略上是个诗人，很浪漫主义，气魄很大：“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战术上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游击队员”，这一辈子交手的对手都比他强，很不容易。他心里很清楚，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苏联力量比我们大，所以我们也需要找帮手，于是战略需求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背景。

为什么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结构一个重要元素。在美苏竞争当中，苏联力量上升，从美攻苏守变成苏攻美守。中苏进入到敌对状态，中国面临极其强大的安全压力，所以这个结构驱使两家往一块走，这个时候需要政治决心。

尼克松和他的主要幕僚基辛格，在美国方面发生了关键作用。中国这边导致政策转变最主要的贡献者，还是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和其他一批老帅。珍宝岛事件以后，毛主席请刘伯承这些老帅评估美苏竞争状态，他们给毛主席讲，美苏竞争态势变了，原来是美攻苏守，现在是苏攻美守了，我们的第一威胁是苏联。这样的判断，让毛主席下了决心，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是什么呢？“乒乓外交”，去年是“乒乓外交”30年。1971年3月底4月初，日本举行了三十一届乒乓世锦赛，期间发生的小插曲，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先生和美国乒乓国家队的科恩聊天送小礼物，成朋友了。1971年4月10日到17日，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事对美国舆论影响特别大，对美国公众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作用很大。这样一来，公众看法变了，政治气氛变了，给后面政府间交往创造了前提。

于是，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总之，这次破冰的实现有两个结论，一是结构变了，双方有战略需求，二是当时的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克服当时的种种障碍，实现了和解。

尼克松访华非常成功，先后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在上海锦江饭店签了《上海公报》，这给后来中美关系的缓和，以至于中美建交，奠定了法理基础。

当然很多朋友注意到一个情况：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有一段时间没建交，一直到1979年1月1日才建交，那么这里面的障碍在哪？

首先是美国内部出现的政治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犯了很低级的错误：他让特工到水门饭店民主党选举总部偷材料，又被人家抓住了，搞得他很被动，被迫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叫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福特先生政治地位很弱，所以他不敢迈开这一步。原来尼克松是有一个承诺的，如果他连任了马上跟中国建交，但他下台了，继承者又很弱，于是这个事就拖下来了。

由于福特总统的国内政治地位不稳，而且他本身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不如尼克松，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放下来了。为什么1979年我们建交？还是苏联的帮忙。1978年夏天，苏联红军入侵阿富汗，对中美两国都是巨大的威胁，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地理上叫“亚洲十字路口”，阿富汗北边是中亚五国，西边是伊朗，就是西亚，南边是南亚，东边的东亚就是中国。

南亚、西亚、中亚都围绕着阿富汗，当时苏联很有野心，希望控制阿富汗后直下南亚，因为当时南亚的印度跟苏联关系是好于和美国的关系的，因为有1962年的冲突，苏联跟我们还是耿耿于怀。那个时候大家担心，如果苏联控制了阿富汗，那么势力就扩张到印度洋了，对我们当然是有威胁的，我们整个北边、西边，都被苏联包围。

美国在全球竞争当中态势就更弱了，因为美国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世界。如果苏联势力进入印度洋，实现苏联帝国的梦想，以前苏联海军讲过：“我们的梦想，就是要‘用印度洋的海水洗我的马靴’”。这个威胁对中国、美国都很大，这个时候大家就有决心了，1978年12月15日，双方同时宣布第二年建交，然后就有了《建交公报》。

我个人认为，中美这50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现在中美关系不是很好，但回过头看这50年其实是很成功的。正值50周年，中方有一些纪念活动，它反映了中方的一种愿望：通过重提尼克松访华50周年，让大家看到中美的历史经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只不过现在美方心态有些不对，现在美方有一批人认为，中美交往50年中国赚的便宜多。

这个时候，我们重提尼克松访华50年，其实是告诉我们自己，也包括美国朋友：要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希望大家重新回到共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不太好，两党对中国都有看法。

那么我个人希望，通过这50周年的总结向美方传达几个信号：一是中国是有愿望搞好中美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历史经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还有一些具体的启示：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责任，要控制分歧、超越分歧，看到共同利益，当时两国领导人就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美国两党的政治家、战略分析家，还有纯学者、媒体人都有一种情绪，觉得在中美交往50年中，中国占便宜了，他们基本上认为，美国的帮助是中国成功的第一原因。这是错误的，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盟友挺多，正儿八经的盟友有60多个，签约58个，还有像我们中国台湾实际上是不言明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其实都是伙伴国，这是事实，所以美国开放市场，不是专门对中国大陆的，但大部分都没什么用。

像《美墨加条约》中，美国给墨西哥的优惠不知道比中国大多少，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了、1979年中美建交了，但那时候西方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很严。冷战结束，“巴统”没了，又有《瓦森纳协定》，其实一直是在歧视我们的。

在这个班上，跟着美国一块混的学生很多，有100多个，中国成绩特别好，但实际上老师对中国是特别苛刻的，没有任何照顾。所以结论是什么？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还真不是靠美国。那么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美国都向他们开放市场，为什么没发展起来？

现在美国的思维有问题，有点“怨妇心理”，但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们不否认中美和解，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有作用，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相反过去50年，通过中美和解，美国获得的利益比中国还大。如果没有中美和解，就没有美国在冷战当中的胜利，中美一和解，苏联马上陷入东西两边受敌的状态，如果中苏关系很好，美国是受压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帮助是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第一外部原因。

另外，中国开放市场，美国资本赚的是盆满钵满的，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最好，相较于西欧、日本，美国后来明显超越他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创新，信息产业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帮忙——市场开放，中国给美国贡献了源源不断、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降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过去50年中美是互利的，一定要算细账，美国赚的比我们多。所以现在美国这帮精英层的抱怨是没良心、没道理的。最近搞了很多纪念活动，首先还是向美方、向世界发出一个讯号：我们重视中美关系，希望美国更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不可避免会触及台湾问题，因为当时的《上海公报》，后来的《建交公报》，以及《八一七公报》，其实都是围绕怎么处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复杂、最难、也最敏感的一个问题。

《上海公报》围绕着台湾问题争论最激烈，后来用一个比较模糊的办法解决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商量了一个办法：美国认识到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到1979年正式建交的时候，因为小平同志也提了很明确的三个主张：断交、废约、撤军，美国出于跟苏联竞争的需要，完全同意了。之后又搞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联系。于是后来有继续的争吵，争吵到里根上台，当时里根尝试过要搞“两个中国”，承认大陆又“承认台湾”，我们斗得很厉害，最后的结果是《八一七公报》。

从50年的历史看，从三个公报的产生看，台湾问题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现在我觉得台湾问题有一些危险，主要责任不在我们这边，我们中国大陆还是希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问题在于台湾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当时签三个公报的时候，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的理念还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现在台湾内部政治生态完全变了：民进党执政，社会基本面绿大于蓝，而且现在蓝营里对一个中国原则也有点犹豫了。现在的结果，“台独”势力空前高涨，现在的台湾不是我们当时签三个公报的台湾，“台独”的危险越来越现实。

美国方面现在也变了，美国内部一部分人认为，过去50年，接触政策失败了，因为原来美国的期待是通过与中国的接触，让中国“变色”，让中国经济上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政治上跟着美国跑，战略上成为美国的小跟班，成为一个“大号的日本人”。

美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现在开始搞新政策，有人说要“遏制中国”，但现在呼应的人很少，因为“遏制中国”要彻底改变现行政策。现在美国社会也没有做好准备，它的盟友更没有做好准备，所以“遏制中国”做不到。所以现在在找新方法，目前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危险出来，对台政策正在变，虽然美国现在不同的当局，包括前面特朗普当局，还有现在的拜登当局，口头上都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但行动上不断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特别是现在美国两党都把我们当做主要战略对手，既然是战略对手，他们什么牌都用，包括“台湾牌”，这就很危险。

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这边是比较稳定、变化较小，可美国的对华战略变了，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变了，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他们犯错误的危险正在上升。借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纪念活动，对美国发出明确信号，这个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美国能不能听进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通过一系列活动发出讯号是有必要的。

回顾历史，自尼克松访华到现在50年，虽然现在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新摩擦，但现在的问题不能否定过去。总体感觉，过去50年中美关系发展是好的，对两国都有益。没有中美和解，美国不可能在冷战当中战胜苏联；没有中美和解，美国在过去50年的全球化当中，得到的利益比现在要少很多，这是美方的收益。对中国来讲，没有中美和解，就没有改革开放，因为中美和解，西方大门才给我们打开，我们进入世界主流市场，改革开放才能成为现实。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内部现代化的质量也在上升，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很肯定地讲，过去50年中美和解之后，尽管磕磕绊绊，但是算大账，对两国都是好事。最近这段时间，再总结这50年历史，我们更应该强化这个概念——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今天中美关系矛盾凸显、形势复杂的情况下，50年前的事件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美国学界现在需要看得更远的战略家，决策界更需要能够克服现实障碍、把握关系大局的战略家，所以期待这一系列活动能有好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文章转自“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