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去中南海向总书记汇报

1991年2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田曾佩副部长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二点钟要去中南海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有关苏联问题的情况。我问，还有谁一起去？田副部长说，就你一个人。我说，那怎么行呢，至少还应有一位司领导去。田副部长说，江总书记说了，主管处长最了解情况，你就去吧！

以前我从未单独见过中央首长，而且也不知道首长会问些什么问题，要准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了，心里十分紧张。刚好不久前，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陈棣参赞调回国内，他是一位“苏联通”，情况比我熟悉。我找田副部长说，一个人去怕讲不好，想请陈棣同志一块去汇报，也可壮壮胆。田副部长考虑了一下，表示个人认为可以，但得向江办（江总书记办公室）打个招呼。

中午一点半，江泽民总书记的秘书钱泳秋同志来外交部接我们一起去中南海。江总书记在会客室等候。一见面就用俄语向我们问好，并拉着我们俩人的手，一块儿坐到了一个长沙发上。见我们有点拘谨，江总书记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可以开“无轨电车”，放开随便聊聊。

江总书记先谈起50年代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当工人的情况。他说，苏联“老大哥”性格豪爽，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传授技术毫无保留。那时，他们吃住都在一起，经常聊天，什么都谈。记得有一位老工人对他说：“Коммунизм еще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共产主义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当时还不太理解，现在看来，人家说得对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时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路还远着呢！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有人提出疑问，说哪里需要那么长时间？很显然，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讲到这儿，江总书记若有所思地说，他记得俄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好像叫“Тише идешь(едешь)，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意思是宁静致远，很有哲理呵！

然后，江总书记问我们，现在坐火车去莫斯科怎么走，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从二连浩特出境，经过蒙古，从纳乌什基进入苏境，穿过西伯利亚，路上总共需要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坐的是我们自己的国际列车，只是过境时需要换装轮对。因为我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准轨，而“老毛子”用的是宽轨，比我们的宽出85毫米。原来我还想讲一个沙俄时期为何设计宽轨的笑话，话到嘴边打住了。

江总书记说，那时他们乘坐的是苏联列车。从满洲里出境，中途还要换几次火车，得花两个星期的时间。说到这儿，江总书记让秘书拿地图，并站起来搬桌子。我们赶紧过去，与江总书记一起将一张四方桌搬到客厅中央。江总书记说，这张八仙桌是他调到北京工作时专门从上海带来的，用习惯了。我们一起将地图摊开，大家都趴在桌子上。江总书记用手指着北京－莫斯科的铁路线，一站一站地询问沿途情况。我和陈棣分别介绍了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山、伏尔加河、莫斯科等地的概况。

之后，我们又重新坐到沙发上。江总书记详细询问了有关波罗的海三国历史、东欧剧变后的情况和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苏共的前景等。最后，谈话才转入正题。江总书记说，他已多次接到戈尔巴乔夫的访苏邀请。几天前，他会见了访华的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时，对方又转交了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信中盛情邀请他访问苏联，并强调这种新的最高级别会晤必将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互利关系的加深。江总书记转向我说：“今天请你这位苏联处处长来，是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当前形势下，要不要去苏联访问？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另一个是，以什么名义去访问比较方便？有人建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访问，你们觉得如何？”

我看了陈棣一眼。他向我点了下头，示意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我直截了当地表示，据我们观察，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去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以后，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平稳。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个人认为，继续保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势头，有利于维系和发展两国的正常友好合作，也有助于打破西方对我国的孤立和制裁。至于以何种身份往访，认为不宜过分突出党的关系，建议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衔。而且，戈尔巴乔夫访华时用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两个头衔。邓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用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衔。

江总书记听后点了点头说：“好，就以双重身份访问。钱其琛外长作为首席陪同，突出国家关系。就这么定了。你们回去后，可以向中联部通个气。”我犹豫了一下，小声地说：“江总书记，这次访问好象是中联部主办的，我们不太好说啊。”江总书记笑了笑说：“噢，你们是两个系统，不为难你了。我就让中办（中央办公厅）协调吧！”

谈完话以后，江总书记送我们到门口。我说：“江总书记，您没穿大衣，请留步吧！”他说：“不行，我得送你们上车。”穿过一个小院，一直送到大门外。江总书记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并向司机交代说：“开车不要太快，把他们俩安全送到家里。”

上车后，我一看表，已经下午4点多了。我们与江总书记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我对陈棣说：“老陈，今天幸亏你一起来了，否则真怕过不了这一关。”回家后，我连夜将江总书记谈话的情况写了书面汇报。第二天，交给了苏欧司和外交部领导。

后来，江总书记办公室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说总书记要学习俄语，让准备一些俄文材料。除了苏联报纸外，我们还送去了一些俄语日常会话和成语等资料。

1991年5月15日至18日，江泽民总书记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57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以来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的首次会晤，也是我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主要任务是参加写会谈简报。这次高访七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消亡了，但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所达成的协议以及《中苏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失效，都继续得到了中俄双方的确认和传承。

2、老朋友何时再相逢

在随同我国领导人出访和在驻俄罗斯使馆工作期间，我曾多次亲历见证过江泽民总书记与50年代时期的苏联老朋友一起相处的动人情景。

1991年5月16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专门邀请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苏联老战士、老专家和各界友好人士400多贵宾出席。江泽民总书记非常兴奋，与苏联友人一一握手，有的还热烈拥抱。江泽民总书记在致词中简要介绍了此次访问的情况，特别指出，今天到场的苏联友好人士是维系中苏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中国政府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这些老朋友。

江泽民总书记热情洋溢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许多苏联友人白发苍苍，但都精神矍铄，胸前挂满金光闪闪的军功勋章和劳动奖章。有位名叫布拉戈维辛斯基的老战士，向江泽民总书记出示了他珍藏多年的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志愿飞行员证书。老人自豪地说，他是唯一因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屡建奇功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有位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桥梁专家、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曾为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通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已78岁高龄，依然神采奕奕，步履稳健。谈起长江大桥，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在使馆宴会厅里，表现最为亢奋的要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叙起旧情来，他热泪盈眶；唱起老歌来，他激情奔放。

整个大厅，完全沉浸在一片真情、友谊、欢乐的气氛中。江泽民总书记情不自禁地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中苏两国的歌曲，并亲自指挥大家合唱。老战士、老专家们和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部长等手牵手，唱完了《歌唱祖国》、《海港之夜》，又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夜深了，人们都忘记了时间，可明天江泽民总书记还有好几场会见和参观活动。在代表团礼宾官和使馆同志的一再催促下，这些年逾古稀的老朋友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老专家大声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再相逢，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江泽民总书记深情地用俄语回答：“我想，是在北京。”

3、我要见你们的“江”

1991年5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了著名的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该厂1916年建成，当时叫莫斯科汽车公司。1924年，工人们用国产材料生产出第一批苏联汽车。该厂曾三次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十月革命勋章等。1955年至1956年，江泽民同志曾在这里工作实习，有许多老师傅、老同事、老朋友。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由这个工厂派专家帮助设计和建造的。江泽民总书记非常仔细地观看、询问装配车间的情况。汽车厂的总经理布拉科夫还特意带着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当年他曾值过班的动力中心控制室和亲手修理过的电机车间5号机组。

此时，只见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十分着急地四处找人，想挤进代表团正在参观的车间，但我方警卫人员不让靠近。我正好在外围，上前询问。这位老太太急匆匆地说，她要见“江”。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从怀里掏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指着其中一个中国人说：“这位帅小伙是你们的江。”同时，指着站在一起合影的年轻姑娘说：“她就是我，你看多漂亮，多苗条！”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站在眼前的标准俄罗斯胖大娘，除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外，已经看不出当年照片上小姑娘的一点影子了。再细看江泽民同志29岁当工人时的清瘦样子，也很难辨认。但我心里已确信无疑，而且对这位名叫费金娜的女工精心保存这张普普通通的集体合影照片长达38年之久，无比感动。她哪里知道这位“江”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更何况这期间，无论苏联国内，还是中苏两国关系，又发生了多少波折变化！我想，这兴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扎根于人民中间的牢不可破的真挚友谊吧。

我对费金娜说：“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去联系。”我拿着这张珍贵的照片，先同钱泳秋秘书说了一下，然后直接报告江总书记。他一看见照片，马上中断参观，会见了当年的工友。俩人久久拥抱在一起，热泪夺眶而出。费金娜拉着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地用俄语说：“我真想念你们啊！”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种情景所感染。

江泽民总书记同汽车厂领导、职工代表和当年的工友举行座谈，感谢该厂为中国汽车工业培养了700名专业人才，并希望加强中苏两国汽车工业的合作。应对方要求，江泽民总书记为该厂博物馆题了词：祝利哈乔夫汽车厂面貌日新月异，愿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之树万古长青。江泽民总书记还向厂区内的列宁铜像和卫国战争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列宁曾于1918年6月28日向该厂工人发表过演说。苏联卫国战争年代，汽车厂1.6万名职工奔赴前线，8000人为国捐躯。

4、弥足珍贵的织锦画

1995年4月的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给我打电话，说他5月将到莫斯科出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本来想届时会见一下利哈乔夫汽车厂的老朋友，但因日程紧张，可能见不了，让我去看望鲍里索娃工程师并转达问候。当时，我在驻俄罗斯使馆工作。第二天下午，我和使馆的同事一起到鲍里索娃家做客。

尼娜·费多罗夫娜·鲍里索娃是江泽民同志50年代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工作时的老朋友，现已退休。她的丈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鲍里索夫，也是汽车厂的工人。她的女儿叫玛丽娜。她们全家热情接待了使馆客人，并请我们吃了一顿俄罗斯大餐。我讲明了此访的来意，女主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鲍里索娃回忆说，当年她和“江同志”在同一个车间班小组工作。那时他就勤奋好学，经常向师傅们请教技艺，还喜欢唱俄语歌。

在参观她们家的书房时，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幅杭州西湖织锦。虽已十分陈旧，但依然平整，也并未褪色。记得70年代在使馆工作时也常向苏联朋友赠送西湖织锦画。我好奇地驻足凝视这幅熟悉的故乡风景画。鲍里索娃对我说，这是1956年“江同志”离厂回国时送给她的纪念品。尽管几次搬家，但这幅珍贵的中国画一直陪伴着她们全家。玛丽娜还给我们演奏了钢琴，并展示了她的油画作品。

来鲍里索娃家拜访时，我特意带了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镜头都记录了下来。回到使馆后，我马上复制成录像带，通过外交信使带回国内，转交江主席办公室。

1995年5月7日下午，江泽民主席抵达莫斯科访问，下榻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官邸。代表团刚到使馆不久，王荩卿大使就叫我，说江主席找我有事。我跑到官邸时，江主席正在一层大厅里休息。他对我说，明天早上刚好有个空档，现在就给鲍里索娃打个电话，请她来使馆一起吃早餐。我说，电话本放在办公室，回去再打电话。江主席说，他还记得，并随口说出了鲍里索娃家的电话号码。我一拨，一下子就打通了。正好鲍里索娃在家，她听到这一消息后都不敢相信。我在电话中又重复了一遍，并说明天一早使馆将派车去接她。

5月8日早上7点30分，江泽民主席在大使官邸的宴会厅与鲍里索娃共进早餐。我作为翻译陪同参加。江主席直接用俄语交谈，只有个别词想不起来了，偶尔问我一下。告别时，江泽民邀请鲍里索娃一家在秋天访问中国，并嘱咐我具体联系安排。

10月5日，鲍里索娃一家三人应邀到北京访问，还到上海、西安等地参观。16日，江泽民主席和夫人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为鲍里索娃一家饯行。她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专门去机场迎接。玛丽娜非常高兴，说中国太美了，“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5、中国朋友的一份纪念

1995年12月15日，钱泳秋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说江主席想给他在俄罗斯的两位老朋友基列耶夫和鲍里索娃发有他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并请务必于圣诞节前送到。12月24日，我奉命完成这一任务。25日，使馆对外组的同志电话报告国内：周晓沛公使近日已探望基列耶夫和鲍里索娃两家，转交了江主席的新年贺卡，并代表使馆送新年礼品表示祝贺。

1996年夏天，记得是一天中午快下班时，听见使馆研究室楼道里的公用电话铃响个不停，我赶紧过去接听。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叫江泽民，请周晓沛来接电话。”我连忙说：“江主席，我就是呀！”他问我：“是否知道基列耶夫已去世？”我答：“使馆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江主席说，他是从基列耶夫的一位朋友那里得悉的，刚刚几天前病逝，让我代表他去基列耶夫家吊唁，并交代：“基列耶夫的夫人身体也不好，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你可以使馆的名义在经济上帮助一下。”我说：“江主席，请放心，我马上去办。”江主席又叮嘱了一句：“你们不要给老太太美元，直接给些卢布，省得她还要去银行兑换。”

尼·雅·基列耶夫是20世纪50年代来华工作的一位苏联总动力专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当时江泽民曾与他一起工作。

第二天，我和使馆的同事宏九印参赞去了基列耶夫家。他夫人头上蒙着一块黑纱，神情悲伤。我首先转达了江泽民主席的深切悼念和慰问。她听后情绪非常激动，让我一定转达对“江先生”的谢意，并说她丈夫去世前也一直念叨着他这位老朋友。然后，我们每人向基列耶夫遗像敬献了两支鲜花，鞠躬默哀，并按照当地丧仪，坐到宴席桌上。桌子上点着一支系黑绸带的蜡烛。我吃了块烤薄饼和酸奶酪，喝了一口伏特加。此时，还要为死者留个位置，并和主人一起追忆死者的成就。

据说，这种仪式一般在葬礼的当天，死后第9天、第49天以及一周年时举行。入葬前，棺材里要摆放面包、盐、水等。而且，某些地方还有哭丧、祭亡灵等习俗。以后，每年春秋各扫墓一次。关于东斯拉夫人的丧葬风俗，我是事先向使馆的俄罗斯老雇员打听到的。

后来，使馆又几次派人去看望基列耶夫的夫人，但她坚决拒收我们的经济资助。她说：“上次使馆送来的钱也一分未动，而是留做来自中国朋友的一份纪念。”

（文章选自《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201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