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入侵伊拉克。这场战争让伊拉克陷入深重灾难，创伤至今仍未治愈。同时，这场21世纪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克，也给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冲击。这是一场极富争议的战争，2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争论和反思仍在继续。

美国错在哪里

9.11事件无疑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但美国选择与“基地”组织毫无瓜葛的伊拉克为目标，反映出其在复仇情绪和霸权图谋的驱使下的盘算：推翻反美的萨达姆政权、用所谓“民主”改造中东、消除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土壤。然而，除推翻萨达姆政权外，美国的后续战略目标悉数落空。

首先，美国编造谎言发动战争，使这场战争极具争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染。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提供的所谓“伊拉克生化武器”的证据纯属捏造，“基地”组织也从未得到萨达姆政权的支持。此外，美国无视国际社会反战浪潮和众多大国的反对，绕过联合国，单方面发动战争，使战争不具合法性，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正义战争，并将自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次，遭遇战场惨败，持续付出高昂代价。按照战前计划，美国将速战速决，在数周内以极低代价打赢战争。在战争初期，美国的确未遇到像样的抵抗，因而在短短三周内便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开战不到两个月，美国便宣布主要战事结束。然而，直到八年后，美国才得以宣布战争全面结束。其间，美国陷入伊拉克抵抗武装发动的游击战泥潭中，付出了极大人力和财力代价。在认识到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后，美国在当地局势尚未平稳时仓皇撤离，使当地成为叛乱武装和恐怖组织的盘踞之所，一度沦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国家。在伊拉克战争爆发20周年之际，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成本核算”项目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伊拉克战争已造成55万人死亡，花费近1.8万亿美元。美国的人员伤亡已逾万人。另据该项目预测，考虑到伊拉克战争的老兵护理费用与后续在伊拉克、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到2050年，这场战争的成本将攀升至2.89万亿美元。

再次，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民主反恐论”破产。9.11事件后，美国政界和学界陷入深刻反思，反思的主题是“他们（穆斯林）为何如此憎恨我们”。以伯纳德·刘易斯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延着“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得出中东威权主义和压迫性政权导致其社会思潮极端化的结论。因此，美国必须向中东输出“民主”，“民主化”将治愈中东社会的痼疾，让中东不再是恐怖主义的沃土。美国政府采纳了这种观点，并推出了“大中东倡议”，试图以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实施民主化改造为起点，进而用“民主”重塑整个中东。

然而，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复杂，美国用文化本质主义的视角分析中东乱象，企图用“民主化”一次性解决中东地区的所有问题，显然开错了药方。事实是，“民主化”改变了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但伊拉克没有按美国所愿，成为和平昌明的民主国家，反而由一个战前与恐怖主义无涉的国家，沦为恐怖主义的新渊薮。“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利用战后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一度控制伊拉克大片领土。美国在撤离伊拉克数年后，不得不于2014年重返伊拉克，投入反恐战争。美国发动清剿“基地”组织阿富汗大本营的战争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属于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选择伊拉克作为目标却偏离了反恐战争的轨道。美国无视中东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企图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植入的方式改造中东，使美国一手塑造的伊拉克“民主样板”一朝崩塌，伊斯兰主义政党纷纷通过选举在中东国家上台，“伊斯兰劫持民主”的前景阻遏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热情，“大中东倡议”彻底沦为烂尾工程。

最后，伊拉克战争带偏美国地区与全球战略。在地区层面上，伊拉克战争导致什叶派在中东崛起。战后，被认为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凭借人口数量优势，赢得了每一次选举。美国以一己之力帮助伊朗推翻了“宿敌”萨达姆政权，并使伊拉克成为伊朗崛起的重要支点，这样的结局是其始料未及的。在全球层面上，美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伊拉克战争带偏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复仇的怒火驱使美国将国际恐怖组织和中东反美政权作为优先打击目标，但反恐和改造中东被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拉克为何坠入苦痛深渊

现代伊拉克国家及其版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典型“人造国家”，伊拉克民族构建起点较低。上世纪20年代，现代伊拉克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建国，由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个地区拼凑而成，宗教、民族构成复杂，阻碍了伊拉克民族构建进程。在复兴党统治时期，虽然民族与教派裂痕仍然存在，但统治精英推崇国家认同，淡化民族与教派分权，使伊拉克民族构建取得了一些进步。复兴党高层中不乏什叶派人士、库尔德人、基督徒，甚至犹太人；在普通民众中，不同民族和教派大体和睦相处，教派间通婚、交友较为普遍。

然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其主导的战后政治安排激活了伊拉克民族与教派矛盾。美国主导的去复兴党化、解散伊拉克军队，设计以教派分权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战后政治安排，为这个国家的动荡和冲突埋下了祸根，战后伊拉克沿着民族和教派的断裂带被撕裂，催生出一大批民兵武装和极端组织，它们兴风作浪，使该国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血腥的教派冲突深渊中。

首先，民族矛盾和教派主义撕裂伊拉克社会。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伊拉克采用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权的“黎巴嫩模式”组建了政府和议会，总统为库尔德人，总理为什叶派穆斯林，议长为逊尼派穆斯林，各部部长和议员也基本按照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设计基于人口比例，有利于平衡各族群利益，但却强化了身份政治，直接导致伊拉克权力结构的颠覆性变化。由于政府和议会均被什叶派掌控，其他民族和教派，特别是战前长期执政的逊尼派，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根据美国占领当局设计并颁布的《去复兴党法》，复兴党成员被革去公职，大批失业的伊拉克军队中下层军官加入反叛武装。库尔德地区“独立王国”的地位在战后得到强化，库尔德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自治权，且在中央政府中控制多个核心部门。美国在战后的政治安排推动了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他们不仅致力于巩固自治权，甚至推出独立公投。什叶派则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受益者。什叶派是在伊拉克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派别，过去却在政治生活中长期居于边缘地位。战后，什叶派一跃成为伊拉克政坛的领导力量。教派分权和什叶派内部的分化导致伊拉克形成“弱政府、强社会”的治理困境，并多次发生组阁和执政危机，国家治理低效、腐败猖獗让伊拉克坐拥巨量石油资源却民生凋敝。目前的伊拉克政府是在经历一年多无政府状态后，由一个仅获得不到15%选票的执政联盟组建。“美式民主”在伊拉克水土不服，给伊拉克带来了无尽的冲突与混乱。

其次，伊拉克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美国从伊拉克匆忙撤军，导致教派冲突愈演愈烈，什叶派垄断权力促使逊尼派暴力反叛。在“基地”组织的圣战思想基础上，扎卡维等极端分子利用伊拉克战争造成的乱局，在伊拉克成立“基地”组织分支，最终发展为一度盘踞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魔爪伸向全球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为教派主义的产物，“伊斯兰国”利用教派话语动员逊尼派民众，伊拉克由战前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沦为恐怖主义的新渊薮。美国以反恐之名进军伊拉克，却使其沦为恐怖主义肆虐之地，这是伊拉克战争最大的悖论。

再次，民兵割据阻碍国家构建。在战后乱局下，伊拉克各民族与教派均拿起武器寻求自保，形形色色的教派民兵武装大量涌现。如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迈赫迪军、巴德尔旅等。逊尼派也组建起“伊拉克之子”等部落武装。这些民兵组织虽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斗争中立下战功，但始终未被全部收编入政府军，从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国家统一和民族构建构成持久威胁。伊拉克还成为中东地区教派“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外部教派在伊拉克扶植代理人，使其沦为中东教派冲突的牺牲品。

回首战后20年，美国在其霸权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的这场战争，严重吞噬了美国的软硬实力，从而暴露其霸权主义的软肋和不受约束的强权带来的危害。美国在伊拉克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暴行，彻底颠覆了其致力于塑造的“人权卫士”形象。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也说明所谓的“民主”不能救中东。20年后，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后果仍被不断拷问，其惨痛教训仍足以让美国及世人引以为戒。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