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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和南苏丹:未讲完的纠结故事
刘贵今
发表时间:2013-01-09 15:17 来源:国际网

2012年6月19日,“苏丹论坛”网站报道了“和平基金会”公布的最新《失败国家指数》排名,苏丹和南苏丹继刚果(金)和索马里之后,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最失败”国家。 这个被称为“大河之国”的国家,曾受到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赞美:“那是一个最遥远的国家,是人类最公正的地方,也是诸神最宠爱的地方。”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也为之倾倒,当他在苏丹境内的青白尼罗河交界处驻足时,他说这“其实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神奇历史和精神传统的地方”。但是,这个一年多前还是非洲面积最大的文明古国,如今已一分为二,问题成山,危机四伏,风光不再。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过两次苏丹,自2007年5月担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后,又频繁往访苏丹及其南方,耳闻目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从人道灾难到国际制裁,从战乱冲突到国家分裂,从石油之争到大国博弈……这一切令我困惑、感慨、痛惜和无尽的纠结。

阿布耶伊:解不开的死结

五年多前,阿布耶伊对我还是个十分生疏的地名。它位于苏丹中部南科尔多凡州和加扎拉河州交界处,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约有11万人口。但由于阿拉伯河流经此处,地上水草肥沃,地下石油丰富,又是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一些政要的家乡,成为北、南双方激烈争夺之地。近两个世纪以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密西里亚部族和非穆斯林黑人诺克丁卡族一直在此地区居住。前者逐水草而居,后者亦农亦牧。两族长期和睦相处。但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将该地区诺克丁卡族的9个部落从南方的加扎勒河州划归北方的科尔多凡州,争端由此而起。1956年第一次内战期间,诺、密两族加入南北不同阵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83年第二次南北战争爆发后,阿布耶伊地区的许多诺克丁卡人加入苏丹人民解放军,而密西里亚族人则同苏丹政府军并肩战斗。两族都坚称阿布耶伊为自己的世代居住之地,使其成为南北内战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南北双方最终达成《阿布耶伊议定书》,成为《全面和平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双方妥协的结果,2011年阿布耶伊地区“居民”将举行公投,决定归属南方或北方。协议规定参加公投的居民指全体诺克丁卡人和居住在阿地区的“其他居民”。但公投临近前,围绕密西里亚人是否属于“其他居民”和能否参与公投,南北双方争执不下,迄今为止,公投都无法举行。在阿布耶伊的划界问题上,双方也严重对立。划界问题是阿布耶伊问题的核心。双方曾将争端提交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解决,苏丹执政党还提供了57份可证明根据1905年边界,阿布耶伊为北方领土的文件。国际仲裁法院在2009年7月22日作出裁决。裁决认为,阿布耶伊边界委员会2005年提交的报告中,对阿区南部边界的划定不存在越权,对北部地区的划界存在部分越权,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划界存在越权,并据此判断进行了局部重新划分,其中东西部边界沿用了1956年的划界规定。根据新的边界,主要油田及输油管线均划归北方。中石油作业的1号,2号和4号三个区块中,只有4号区块一小部分归阿布耶伊。南北双方对裁决结果均表示接受。但其后不久双方又都反悔。阿布耶伊地区的小规模流血冲突持续不断。

2011年5月,距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仅剩一个多月时间的关键时刻,南、北方在阿布耶伊的冲突急剧升级。5月19日,南方部队突然袭击护送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车队的苏丹武装部队,导致众多伤亡。两天后,苏丹武装部队予以反击并占领和控制阿布耶伊及其周边地区,局势骤然紧张,南北和平进程阴云密布。联合国安理会严辞谴责南北双方,要求北方立即撤军。在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主席、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等人的调解下,苏丹北方最终撤军,由埃塞俄比亚军队临时进驻并负责治安。形势暂时有所缓和。

国际社会一直努力推动北南双方通过和谈解决阿布耶伊争端,但成效并不显著。中国政府在阿布耶伊问题上一直坚持促谈立场,并支持联合国、非盟、地区有关国家的调解努力,但并未实际介入具体工作。布什政权时期的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曾向我试探说,能否由美、中和沙特阿拉伯三国组成阿布耶伊问题调解小组,以打破僵局。我问对方这是美政府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建议,纳称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说,那么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当前并不存在。因为考虑到阿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外交的一贯原则,中国并未做好扮演阿布耶伊问题实际调解人角色的准备。但2011年6月中旬,当阿区冲突威胁到苏丹南北和平进程大局时,我受政府指派专访北南苏丹,会见包括苏丹总统巴希尔在内的北、南方主要领导人。向北方指出,在南方已承认对袭击联合国和北方部队承担责任后,北方占领整个阿区,反应过激,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苏方应有清醒认识,并考虑尽早撤出部队。对南方,我强调当时正值高度敏感时期,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可能造成其独立建国大业受损。要求双方进行克制,避免和平进程夭折。双方都表示重视中方的忠告。随后,我借赴华盛顿出席南苏丹问题会议之机,向美方做了通报,并阐明了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即将应邀访华的立场。美方和非盟对阿布耶伊之争提出多种解决方案,但南、北双方都无让步之意,问题还在僵持之中,至今看不到最终解决的希望。

哈季利季:“自杀式”的较量

哈季利季,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名字,2012年4月突然占据国际各大媒体的头条。起因很简单:4月10日,南苏丹军队突然袭击并占领哈季利季油田。4月18日,苏丹总统巴希尔高调向南苏丹宣战。巴希尔称,对苏丹和南苏丹人民来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南苏丹执政党)简直就是“小爬虫政府”,就像“一颗毒瘤”,我们要将它彻底摘除。“这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苏丹攻占朱巴(南苏丹首都),要么朱巴占领喀土穆。”苏丹议会宣布南苏丹为“敌人”,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联合国、非盟纷纷谴责南苏丹攻占哈季利季为“非法行为”,要求南方立即撤军并呼吁双方克制。20日,南苏丹总统基尔宣布3天内撤出其部队,但南方仍坚持哈季利季是他们的领土。同日,巴希尔在北方庆祝胜利的集会上宣称,是北方将南方的军队赶出了哈季利季。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得到缓解。双方称是打了个平手。

哈季利季油田是跨越北南边界的第1、2、4区块的一部分。2009年7月国际仲裁法院裁决时,哈季利季不属于有争议的阿布耶伊,而是靠近边界的北方领土。但南苏丹总统基尔去年3月26日公开宣称,哈季利季属于南苏丹,并说是在反击苏丹军队的过程中“进入”的。但这一说法未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南方军队在撤出油田后,作业的石油专家立即前往察看,发现油田遭到严重破坏,包括原油采集系统、处理系统、动力系统和运输系统都被炸毁或捣毁,能搬动和拆卸的设备,以及所有办公和生活用品,都被洗劫一空。要恢复正常生产,需要花很多金钱和数月时间。

南苏丹2011年7月独立,已使苏丹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石油。苏丹过去在正常情况下,日产50万桶石油,年产量可达2500多万吨。苏丹的石油产地大部分在南方,而炼油厂、输油管道和港口都在北方。双方本可按照互让互利的原则,达成协议,南方独立后继续使用北方的管道,北方收取适当的费用,达到双赢的理想结果。但双方互不相让,北方要收取南方每桶32美元(后涨到36美元)的费用(包括原油处理费、过境费、运输费和海上管道和港口使用费),而南方坚持每桶只付75美分或不超过2美元的费用。非盟做了大量调解工作,提出各种妥协方案,但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最终造成了双输的结果。南方以北方强行扣留其石油为由,在今年1月底悍然停止全部石油生产,使北方的管道空置,失去了输油收入,而南方则几乎断绝了财源。北方70%和南方98%的财政原本依赖石油,失去了石油,双方的经济都遭受严重打击。而哈季利季油田被破坏,更使北方的经济雪上加霜。北、南方都不得不紧缩财政,削减预算,合并部委,减少部长职位。北方还大幅削减了汽油补贴,招致全国群众抗议和游行示威,抗议浪潮已持续了一个多月,反对党和激进民众公开宣称要推翻政府。围绕石油的“自杀式”较量,反映出北、南两个苏丹之间世代宿怨,互不相让的严重对立和深刻分歧,及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

南北分离前的苏丹,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非洲黑人文明,北方埃及文明,小亚细亚的古代基督教文明,以及西方现代文明,在此交融碰撞,留下各自痕迹。苏丹人有纳贡称臣时的卑微,有为王称帝时的辉煌,有遭受殖民统治的屈辱,也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焚烧过中国的圆明园、镇压过太平天国的戈登,就是在任苏丹总督时,被马赫迪起义军杀死的。2007年5月,我首次进入苏丹总统府(当年的总督府)时,发现墙上还高悬着一块牌子,上书“英国人戈登被击毙于此”。

苏丹原有三大基本人群——尼格罗人、含米特人和阿拉伯人,19个种族群,597个部落群。黑种人占52%,阿拉伯人占39%,贝贾人占6%,苏丹北方多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南方多为黑种人,信奉伊斯兰教(18%)、基督教(17%)、拜物教和其他宗教(65%)。苏丹在分裂前有250万平方公里面积,4000多万人口,其中南方65万平方公里和1000多万人口。南方人在种族、文化、宗教上具有非洲本土属性,仍保持着部族社会结构,同北方有较大差别。由于北方人长期占统治地位,埃及统治苏丹时组织北方阿拉伯人对南方黑人进行猎奴战争;英埃共管苏丹时,又将南北划成两个实体分而治之,造成北南之间的世仇和疏离。北南之间发生两次内战,第一次历时17年(1955-1972),第二次历时22年(1983-2005),造成250万人丧生,400多万人流离失所。2005年1月9日,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撮合下,双方最终签署《全面和平协议》(CPA),内战正式结束。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北南双方组成过渡政府,共享石油资源,规定2011年1月9日在南方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独立或留在统一的苏丹。但《全面和平协议》并未解决双方原有分歧,作为妥协,部分边界问题,双方公民地位、财富共享和债务分担等,都留待6年过渡期双方继续谈判。但《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决定阿布耶伊归属的公投流产;青尼罗河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公民磋商”也未能开展,解除两地联合部队中原苏丹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的行动导致努巴山区的战争还在继续;债务的分担和双方公民的地位都未确定。但是,有一件大事是实现了,那就是南方的独立。 北方在公投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放弃了原来坚持只有绝对多数投赞成票才允许南方独立的要求,同意只要50%+1票赞成独立,公投结果就有效。2011年1月公投平稳举行,巴希尔总统实践诺言,最先宣布承认公投结果,并于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建国时前往祝贺。

苏丹深知某些大国和地区力量分裂这个国家的图谋。我2007年5月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代”身份首访喀土穆时,有政要就提及西方某学者撰文,公开谈论苏丹可能“一分为五”,即南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东部(东部阵线)、北部苏丹(图拉比人民党势力)和中部喀土穆地区。苏丹在作出南方的独立已不可避免的判断后,采取同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在南方问题上表现出诚意和灵活,并同美方进行谈判。美作出如苏丹让南方实现独立,就会将苏丹从支恐国家名单中删除,取消对苏制裁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承诺。但当苏丹基本实现诺言后,美方又提出解决达尔富尔和阿布耶伊问题的新附加条件,使苏丹本来期待的“回报”泡汤,很感失望。

南方独立后在同北方就悬而未决问题的谈判进展不顺,怀疑北方支持南苏丹的反政府武装,再加上受到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鼓舞,看到苏丹失去大部分石油收入后的困难日甚,暗中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阵线在南科尔多凡开辟新战场,赞助达尔富尔地区三股叛军(苏丹解放运动瓦希德·努尔派、苏丹解放运动米尼·米纳维派和公正与平等运动)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合流,组成苏丹革命阵线,公开宣称以推翻喀土穆政权为目标,南方还断然停止石油生产和攻占、破坏占苏丹一半石油产量的哈季利季油田。喀土穆怀疑南苏丹的凡此种种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破坏苏丹的经济,造成社会动荡,搞垮北方政权。不少学者,包括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冲动。

苏丹和南苏丹:中国被“拽进泥潭”

这是2011年12月25日,《华盛顿邮报》刊载安德鲁·希金斯文章的题目,原文直译应是《石油利益把中国拖进苏丹泥潭》。作者是这样开头的:“在南苏丹首都尼罗河边提供鳄鱼肉和鸵鸟肉的一家餐厅里,世界上最新——也是绝对赤贫的国家——的官员,正在举办餐会,招待来访的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他接着写道:“南苏丹于2011年7月脱离苏丹。刘贵今对尘土飞扬的南苏丹首都朱巴的访问,恰好处于紧张时刻:苏丹刚刚轰炸了一个难民营,武装民兵在道路上埋设地雷,双方部队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冲突。”他笔锋一转:“然而,中国特使来到这里,主要是谈石油。”应该承认,希金斯没有说错,尽管说的不够全面。

2011年12月,是我担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4年多的时间里最后一次访问苏丹和南苏丹,除了在两个首都就南科尔多凡战事及其造成的人道主义困境做双方工作外,重点就石油问题进行劝和促谈。石油和中国,这是在涉及苏丹问题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中,出现最频繁的一部分词汇。我在2007年5月接触苏丹问题时,正值达尔富尔问题被外电炒得最热的时刻。西方看中了中国对次年北京奥运会的超常重视,借达尔富尔问题大做文章,他们根据一条似是而非的逻辑,即中国帮助苏丹搞出了石油,又从苏丹购买大量石油,使苏丹能以石油美元进口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武器,在达尔富尔用来杀人。因此,中国要为达尔富尔的“大屠杀”负责。美欧一些利益集团和人权组织,给北京奥运会贴上“大屠杀奥运会”的标签,动员群众向本国政府施压,上演抵制奥运会的闹剧。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这些企图借达尔富尔问题抹黑中国的人有些泄气。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借石油问题拿中国说事的努力。

马卡雷雷大学教授马哈穆德·马姆达尼(Mahmud Mamdani)在《救世主们和被拯救者》一书中,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本质做了深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现代外交史上,除了越南战争之外,达尔富尔问题是被媒体和压力集团最高度地政治化,从而成功地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案例。

中国同苏丹的正常石油合作,被西方政治化的扭曲程度,在中外经贸关系中,也属首例。苏丹石油项目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实践最早、效益最好的项目。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帮助苏丹建成了从勘探、开采到运输、提炼、技术先进、规模配套的完整石油工业体系,也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在资源国长期来只采油不炼油的惯例。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苏丹石油领域投资70多亿美元,获得年产1000万吨的权益油。苏丹从石油进口国变成出口国,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苏丹南北和平进程也从中受益。苏丹问题著名专家艾利克斯·德·瓦尔 (Alex de Waal)认为,没有苏丹的石油,就不会有《全面和平协议》。然而,西方利益集团却另有看法。因为油田最初是由美国某石油公司开发的。这家公司出于对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的担忧,撤出了苏丹。华盛顿不久后(1997年)宣布苏丹为支恐国家,并对苏丹进行经济制裁。中石油应苏丹政府邀请,通过正常程序进入苏丹后,又发现了更多油田和储量,它和马来西亚、印度公司一道,抱了个“金娃娃”。中石油得了大头。西方利益集团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迁怒于中国。

我2011年12月匆匆赶往朱巴和喀土穆时,双方围绕石油的争吵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北方威胁停止南方的石油通过北方管道运输,装有南方石油的油轮被扣在苏丹港,港口的储油罐即将发生“憋罐”或溢往大海。而南方则扬言要停止石油生产。争执的核心是输油的价格问题。

我在内罗毕转机去朱巴时,在机场巧遇非盟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AUHIP)主席,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助手,他说姆再过个把小时就要离肯返回南非。我径直赶往姆下榻的旅馆,听取他介绍调解南北石油争端的情况及双方的分歧症结,并就如何做工作请他予以指点。姆说,为了打破僵局,他提出了一个为时5年的过渡期解决方案,即为了缓解苏丹失去三分之二石油造成的经济损失,使相互依存的苏丹和南苏丹经济共同受益,苏丹自己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南苏丹提供三分之一的“援助”,国际社会负责另外三分之一的资金。南方已半年未足额支付输油费用,需马上拿出一笔钱(6亿美元)给北方,以解其燃眉之急。但双方在具体数额上仍未达成一致。姆主张我做双方工作特别是南方的工作,因为他感到南方的态度更为僵硬。

我先到朱巴,会见了包括基尔总统、外交部长和石油矿业部长及新闻部长等政要。石油部长斯蒂芬·迪乌·达乌刚上任不久,人很年轻,脾气挺大。当在座的中石油公司代表说话时,他一下就情绪失控。我以前见基尔时,感觉他彬彬有礼,态度平和。而他这次谈话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对巴希尔的抱怨。南方有个基本逻辑,即“赤脚不怕穿鞋的”。他们“赤脚”惯了,几十年内战都苦过来啦,还有啥可怕的。他们说达不成协议就停止石油生产,反正油埋在地底下,什么时候都是他们自己的。而北方“穿惯了鞋”,过惯了比他们好的日子,肯定扛不住。

我以直白的语言,向双方提出,应该互谅互让,尽最大努力,达成共赢的结果。不管发生什么,南方不要停产,北方不要停运。停产停运,势必造成双输,谁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南、北各说各的理,谁也听不进去。尽管我访问前后,南方支付了一些欠款,北方放了南方几艘船,但问题并未解决。2012年1月底,局势进一步恶化,北方以南方长期欠费为由,强行扣留了南方一些油。南方以北方“盗油”为由,悍然停止了境内所有油井的生产。而要恢复正常生产,清洗输油管道和设施,既要耗资又要费时。南方放着北方的管道不使用,却在谋划修建新管道,通过乌干达、肯尼亚出海。在巨大资金投入、安全风险面前,尚无任何有实力的公司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南北之间的矛盾还在发酵。

中国同50个非洲国家有外交关系,但很少有国家像苏丹这样,在经济上同中国有如此紧密的关联。除了其石油工业外,中国公司还参与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如水坝、发电、道路、桥梁等,其中不少是“石油——信贷——工程”一揽子项目,涉及数十亿美元。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公司行为,而是关乎国家的利益。当苏丹遭受西方制裁,当达尔富尔问题被用来向中国施压,当南北矛盾威胁中国的利益时,中国已经不可能超然局外,袖手旁观,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漩涡。中国的公司人员,也难免遭受连累。2004年3月在达尔富尔地区的2名打井工人,2008年10月在南科尔多凡作业的9名石油工人,以及2012年1月底在南科尔多凡修路的29名工人,都是被苏丹少数族裔的反政府武装团伙所绑架的。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寻求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中国的资本也需要走出国门,对外输出,这也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但是,稳定的国度,条件好的地方,几乎被西方大公司瓜分或占领完毕。中国作为后来者,只能去一些战乱、艰苦或“人权记录”欠佳的国家。这不是中国偏爱苏丹或哪个国家,更不是中国有意支持“独裁政权”或破坏西方所谓推行“民主”的努力,而是别无选择,不得已而为之。 不可否认,中国的海外利益正在逐步扩展。但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在这些高风险地区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在世纪之交,中非合作论坛创办之初,当中国和整个非洲大陆的贸易仅区区100多亿美元,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尚未上亿时,如果说非洲离我们很遥远,对那里发生的事,我们可以适当超脱的话,那么,十几年后,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翻了几十番,非洲也成了中国的第二大能源供应地,如今发生在非洲的大事小情,比如利比亚大撤离,都同我国和我国的老百姓息息相关,非洲离我们已不再那么遥远。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同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攸关。

胡锦涛主席2002年7月19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发起“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主要内容是深化同非盟和非洲国家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为非盟在非开展维和行动,常备军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数量。这是个与时俱进、意义重大的倡议。

与此同时,在7月20日第五届部长级会议闭幕式上通过的《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中还写入了一个条款,“赞赏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参与调解非洲热点问题的努力,欢迎其继续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反映了非洲国家的信任和期待。但显然,这个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主要还是支持非洲国家和非盟发挥更大作用。我认为,中国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在最近的数年间,以权威仲裁者或有力调解人的身份,介入非洲的内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解决。我们还将长期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制约:一是政治上,如何处理坚持不干涉内政基本原则同调解人角色的关系;二是心态上,如何养成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可能调解失败或因调解而招致的批评;三是资源上,如何培养、锻炼胜任调解使命的人才,配以专业支助团队和一手情报支持。

苏丹的案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今日中国外交在国际热点面前的真实处境;又像一个图表,罗列出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试图有为和现实无奈。远的不说,仅就处理南方分离和同苏丹北南关系而言,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不可谓不具前瞻性和想象力。但外交手段并非是万灵药方,中国努力在苏丹北、南之间保持平衡,避免选边站,同两边都说得上话。但我们的影响不可高估,中国实际上无力左右或掌控苏丹的局势。苏丹北、南双方围绕石油问题的摊牌是非理性和近乎“发疯”的结果。中国公司的利益不幸受损,目前两个苏丹也都深受其害,正在品味苦果。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只有到两败俱伤,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理智才可能会占上风。最近从亚的斯亚贝巴传出的消息是,巴希尔总统在他的套间里会见了基尔总统,北方不再坚持先谈安全问题,南方允诺帮助调解苏丹革命阵线和北方的冲突,双方愿就石油和边界问题认真对话。虽然人们难以期待他们在2012年8月2日非盟所设时限前解决所有问题,但毕竟是看到了一线希望。

如果说,中国外交当初在参与解决达尔富尔冲突问题上“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么今天在调解苏丹和南苏丹石油之争中,理应出手更有力的组合拳,因为现在涉及的更多是“里子”,即中国的实际利益。“里子”应该比“面子”更重要。

(作者曾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中国驻南非大使)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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