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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上空的黑烟——目击“9·11”
张宏喜
发表时间:2013-04-27 10:50 来源:国际网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2998人遇难,其中2974人被官方证实死亡,另外还有24人下落不明。遇难人员名单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全部乘客共246人,世贸中心2603人,五角大楼125人,411名救援人员在此事件中殉职。事件发生时,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亲眼目击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事后,我驻纽约领馆外交人员及工作人员迅速展开以我国在纽约公民安全为第一要务的密集行动。

(2001年)9月11日是我二儿子的生日,因他晚上有课,早饭时我们就切蛋糕庆了生辰。之后我才去上班。一到办公室就听到分外刺耳的警车笛声,一辆接一辆,没完没了。曼哈顿天天响警笛,但今天也太特别了。向窗外望去,只见大队警车正朝世贸中心方向疾驰。顺着警车的行进方向一看,发现世贸中心双楼北楼(1号楼)正冒着滚滚浓烟,两架直升机围绕着大楼飞来飞去无法靠近。我那时以为世贸中心大楼失火了,想不到是恐怖分子劫机撞的。我的办公室在16层楼上,窗户大体朝西南方向开,斜一点看去,正是世贸中心的双塔大楼及其附近的楼群。后来我才知道,一架波音767起飞不久被恐怖分子劫持后于8∶47分(也有的说是8∶45、8∶46)撞上了世贸北楼94层至99层(也有的说是90层至100层)。该机为美国航空公司第11航班,上载90人。我在撞楼后几分钟就看到滚滚浓烟向新泽西州的方向飘去,拖得很长很长,令人悚然,可以想见大火之烈。

一看到世贸中心大楼冒着如此大的浓烟,我立即断定出了件大事。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恐怖活动,但仅世贸中心大楼失火就是一条大新闻。我赶紧喊办公室附近政治组和新闻组的同志快取相机和摄像机拍下来。在他们找拍照设备时,我一直站在窗边盯着冒烟的大楼。不过几分钟,我就看到一架飞机从新泽西那边飞来,在海面上空拐了大弯斜着朝世贸中心大楼飞去。我心想,大楼正着火,这架飞机为什么还往那边飞?来不及反应,这架飞机就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的南楼(2号楼),咣的冒出个大红火球。其实领事馆离世贸中心近五公里,我是听不到声音的,但忽见那么令人震惊的大红火球,耳边也似炸开了一声巨响。当时我顾不上看表,据媒体报道资料记载,时为9∶02(也有的说是9∶03),另一架从波士顿起飞的波音767被恐怖分子劫持,撞了南楼78层至84层(也有的说是87层)。该机为联合航空公司的175航班,上载63人。

因到楼下的侨务组才找到设备,飞机撞楼的场面未能拍到,但之后的情况都拍下来了,特别是两座大楼坍塌的场景。先塌的是后被撞的南楼。原因一是它被撞的楼层低,60吨汽油燃烧所产生的800度以上高温使被撞楼层的钢架软化,上面二十几层的楼体压下来,下面必垮无疑;二是撞南楼的飞机速度快,以撞击力最强的弯度和角度飞行,撞上后破坏严重。眼瞧着一座耸入云天的雄伟大楼忽忽啦啦瞬间倒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是9∶50。当时我们不明白大楼坍塌的原因,还议论说,能造成坍塌,恐怕得在楼底下放很多炸药,上撞下炸。10∶28分北楼坍塌。就这样,历时八年建成的一座辉煌建筑在不到两小时之间毁于一旦,灰飞烟灭。

此前我们已打开了电视,事发后五分钟左右媒体开始报道,这一消息当即传遍了全世界。我看到第二架飞机撞楼后,就当即判断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立即命令关闭总领馆,进入紧急状态,并马上召集馆领导开会研究形势和讨论应对措施,同时安排人继续观察、看电视,收集各种情况。我还打电话告诉在官邸的夫人和厨师,要他们打开电视。夫人告诉我,由于道路戒严,儿子也返家了。

我曾经多次到世贸中心大楼出席各种活动,也曾以它为背景拍过很多照片。这两座姊妹楼皆110层,北楼高417米,南楼高415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十分壮观,令人神往。如仅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群里的街道中钻来钻去,你看不出哪个高哪个低,但登上世贸中心大楼,其他所有的摩天大楼就统统在你的脚下;如你走出曼哈顿,走得越远越能看清世贸中心大楼最高,的的确确是整个曼哈顿的龙头。有人说35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它。第二高的是帝国大厦,也是很远就能看到的。“9·11”事件后我又多次从外地返回曼哈顿,每当远远地只见帝国大厦而不见世贸中心大楼时,内心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遗憾。没有世贸中心的曼哈顿还能算完整吗?至少今天的曼哈顿已不再是昨天的曼哈顿,很难再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

事情发生不久,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就打电话来了解情况,我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做了汇报。之后,电话系统有了故障,我们就打开了卫星电话,同国内联系上了。国内向我了解世贸中心大楼里有几家我国公司,我们的人员伤亡情况。我报告说根据平时了解,有13家公司,三十人左右。还算幸运,我们的公司都在较低的楼层,而且当时很多人尚未上班,伤亡不会大。国内领导人说幸运幸运,又问我估计全部会有多少人遇难。我说,这个时候人们正在上班,还没有到齐,估计有一万人,可能有一半人会遇难(媒体最初也是报道遇难者有5000,后来逐步减少,宣布有2823人遇难,25000人逃出。美国政府设立的“9·11”受害者赔偿基金会2004年6月15日最后称,在“9·11”事件中纽约有2749人死亡,加上其他地方共约3000人遇难。平均赔偿金约为200万美元,最终将赔偿60多亿美元)。我表示将尽快了解更多情况,及时报告,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坚守岗位,完成任务。

原本还有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一架是美国航空公司的77航班(上载64人),撞上了五角大楼;一架是联合航空公司的93航班(上载45人),在宾州的匹茨堡附近坠毁。这是后来知道的。

以后我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周,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刻准备应付不测事件。我要求其他馆领导也要住在馆内,随时准备到我的办公室开会商谈事情。各个组都要24小时值班。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卫领馆特别是馆内全体人员的安全。“9·11”恐怖事件不但对美国人是当头一棒,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同样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料事情会延续多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保证我馆所有人员、机密、财产的安全。当我们在政局不稳的国家工作时,思想是常备不懈的,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美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美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也做好了战时的准备。有同志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否也要像在非洲那样向国内申请战时补贴?当时除我馆馆员外还有两百多名为我们修建馆舍的工程人员住在同一栋楼里,我当然也要对他们负责。不说别的,能不能保证近五百人的吃饭饮水就是大问题。那些天,我们几个主要领导经常开会,有时一天开几次,交换看法,分析形势,统一步调。我们不能不从最坏的情况考虑,做好各种应变准备。接着我就组织有关同志尽快了解在当地的我国公民遇难情况,向他们及家属提供救援。各组立即分头行动了解情况。一开始是以何伟文参赞为首的经商室最忙,因为在世贸中心有办公室的公司平时是与他们联系的。好在如我以上所讲,当时我们的人绝大多数尚未上班,但总得同他们联系上才放心。当天有两个国内代表团计划参观世贸中心,还没有去,如事件晚发生一小时,那就惨了。当电话畅通时经商室同志一一打电话联系,后来线路不通了,他们就开车出去找。有些地方戒严,不让车辆通行,使他们遇到很多困难。有一位公司人员家属住在世贸大楼附近,是不会外语的老年女同志,一开始曾电话联系过,后来电话不通了,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按说她应已被疏散到别处,就是找不到。我们急坏了,为了寻找她,真是费尽千辛万苦。最后发现她一直在家里未敢走动,使我们受了一场虚惊。侨务组的同志更辛苦,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布的我馆热线电话,就由他们负责24小时值班。除答复国内的咨询外,有时还要根据国内家属提供的线索外出找人。只要有一点线索我们都不放过,哪怕只名字像中国人我们都赶快去了解。但找了五六十人,有的是韩国人、新加坡人,有的已加入美国籍不再归我们管辖。有两位台胞遇难,是台在美银行职员。我向银行发了唁电,对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有两位香港同胞遇难,特区政府提供线索,我们协助办理了有关事宜。最后,只发现一位北京驻纽约贸易代表腿部受伤骨折,经商组同志多次同他联系提供帮助,我到他家里看望了他。拉着我的手,他流着眼泪向我详细讲述了他逃出和被营救的经过。在华盛顿被劫飞机上有一对去美探望儿女的我国老年夫妇遇难,此事归大使馆负责。

同国内保持联系,随时向国内报告新情况、新进展,并提出看法和建议,是我们当时必须做好的另一重要事情。那些日子已不分昼夜,有情况就向国内报,有建议就向国内提。我记不清写了多少篇东西,那肯定是我进入外交部40年以来写报告最多、最密集的时期。

为了表示支持和配合美方反恐救灾,我给市长写信对殉职的343位救火队员、警察表示哀悼,对向我们中国公民提供援助表示感谢,对恐怖分子表示愤慨。我对副市长说过,当我看到恐怖分子劫机撞楼的一刹那,好像感到我那时不是作为一名外交人员而是作为一个纽约居民,对恐怖活动不能接受。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转眼之间失去生命,不能不痛心。戒严地区就从我们领馆所在的42街往南,楼下有大批军警日夜值勤。我看到他们很辛苦,就指示我馆办公室同志给他们送些食品饮料,以示慰劳。我参加了市政府在扬基体育场组织的哀悼活动;参加了华侨华人组织的反恐和追思遇难者活动;参加了华人英雄曾喆的追悼会,我馆向其母亲提供了援助和捐赠。

美方为哀悼“9·11”事件的被害者,决定降半旗一周。为不耽误时间,我电话请示国内,建议我领馆也降旗。国内不但同意我的建议,还通知驻美使领馆都要降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示,表明我们支持反恐。

“9·11”事件的冲击波未过,又发现有人通过发信件散布炭疽病毒,造成数人死亡,引起全美恐慌,以为又是一波新的恐怖袭击到来了。当时大家惊魂未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联系到恐怖袭击。我们馆天天收到大批信件,万一碰上如何得了。但怎么办呢?总不能统统拒收吧,真是难坏了我们。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一时买不到,于是大家想了种种办法。例如做一个玻璃箱子,双手戴手套伸进去慢慢拆信,如发现有像炭疽病菌的白色粉状物,就立即请报警方来处理。当时对白色粉末谈虎色变,负责拆信的同志真是冒了很大风险。国内对防炭疽十分关心,给我们发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增加大家的防卫知识,发了药品,能想到办法都替我们想了。“9·11”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的关怀备至,使我们很受感动,很受鼓舞。但后来发现炭疽病毒不是恐怖分子散布的,而是美国人自己搞的。是谁,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他们注意到一个军方研究传染病的专家,但又不敢肯定。此人发现FBI在调查他后不满,闹得一塌糊涂。美国有很出类拔萃的地方,但有时又令人感到很奇怪,有那么多情报人员,有那么先进的设备,有那么雄厚的资金,犯罪活动竟屡屡再现。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手法、信封相同、笔迹相同,就是查不出来。更奇怪的是,一个劫机撞世贸中心大楼的恐怖分子都死去半年了,报上早就登了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个恐怖分子,移民局还为他发签证同意通知书。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让人哭笑不得。可也有人为此辩护,说没有哪个法院判决那个人是犯罪分子,移民局给他发签证并没什么错。

但总的来说,美国人民在“9·11”后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政府的应变能力相当强。例如,当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四个小时之内,指挥载有35万人的4546架飞机安全降落在各个机场,实现净空,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时最多在美空中有7500架飞机同时飞行,可以做到井井有条。还有那位对咱们不怎么样的朱利安尼市长,在“9·11”事件发生时表现出色,立了大功。我们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别的而看不到他的功绩。

(作者系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前驻纽约总领事)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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