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去世(2005年去世，编辑注)的噩耗传来，我感到很难过。其实对他的谢世，我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2002年7月我离任前，他举行家宴为我们夫妇送行时，已显得虚弱。我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再访问中国，我可在北京接待他。他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说：“这恐怕由不得我了。”意思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关于希思，我很早就有不少听闻，对他也心仪甚久。但因工作上一直没有牵连，长期无缘得会。直到我1997年3月到英国担任大使后，才有机会与他相识。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任不久，英国一些友好团体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里为我举行欢迎招待会，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理·豪主持。出席的人很多，我自然是招待会的“中心”人物，许多人围上来打招呼，气氛非常热烈。我周旋在那些名字熟悉却面孔陌生的英国朋友中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招待会快结束时刻。主人告诉我，希思答应要来，但一直未见他的身影。时间已经挺晚，我不便再逗留，就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热心的主人把我送到博物馆楼后门。晚上九点多，初春的伦敦天色已经昏黑。影影绰绰间，我见迎面蹒跚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使馆的同志悄声告诉说：“大使，那是希思。”我一听，急步迎了上去。他停住脚步，打量了我几眼问道：“你就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认真地说：“有件事要向你说一下，所以会议一结束我就赶来了，幸好还不算太晚。你可能已经知道，达赖在英国影响很大，许多英国人对西藏的事毫不了解，中国在宣传上做得还很不够，你来了以后，应该更重视这项工作。有时间我再给你详谈，我先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不等我表态，他已握别朝里走去。

不过三分钟的第一次会面，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我到任讲任何欢迎或祝贺的话，却率直地提出工作建议，实在不同凡响。他关心的是中国的事，虽是初识，却没把我当成外人，一见面就坦诚而恳切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只有中国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做。

希思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身体力行。听英国朋友说，希思曾多次在西藏问题上替中国讲话，揭露达赖散布“谈判”的假象。后来，我还真亲身经历了一次。那次是曼彻斯特工商界请我去介绍中国发展的情况，同时被邀的还有希思先生。他先讲，我后讲。他站在讲台上，生动地回顾着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交往的情况。我坐在台下第一排，和二百多人一起恭听。讲者津津有味，听者全神贯注。突然，从礼堂左门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画像，嘴里喊叫着：“西藏!西藏怎么办?”她冲到我面前，一下子把那张画像塞给我。我瞥了一眼，见是被达赖“封”为所谓“班禅”的那个男孩像，愤怒地高声说了句“无耻”，顺手抛了回去。画像落到地上，她匆忙中在上面踹了一脚，在一片不屑的嘘声中惶惶地从右门窜了出去。

经过这阵骚乱，礼堂又恢复了平静。希思清了下嗓子说：“这个女人太没礼貌，也太无知。她根本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接着，他离开讲稿，谈起了他的一件经历。他说，达赖曾多次找他，希望能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我告诉他，西藏很早就属于中国，西藏“独立”是绝对不行的。达赖说他不谋求西藏独立，而只是要求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一再要求我向中国领导人传话。我信以为真，专门向邓小平谈了。邓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图谋，不再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愿意和他谈判。我听了很高兴，特地到纽约向达赖讲了。不料他听后毫无反应，只是要我支持他。我这才明白，他说要谈判是假，实际还是要搞西藏独立。我当然不会同意。以后他再也不和我见面了。所谓西藏问题，就是达赖闹独立造成的。希思刚讲完，台下立即响起一阵掌声。

希思继续做完报告，轮到我讲话。我自然要对那女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我扼要讲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金瓶挚签”的传统做法和新班禅的遴选过程。会后，许多人称赞我的介绍，并对藏独分子的无理取闹表示愤慨。希思握着我的手说：“讲得很好，我也了解到不少东西。你应该多向英国人讲讲，他们对西藏太无知。”

1974年5月25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及其随行人员，在北京参观工艺美术展览。希思先生的中国情结，西藏问题不过是一例。从1974年5月起，希思到中国访问了26次，基本上是一年一次。他对我说，第一次访华后他内心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感情，特别钦佩中国领导人的才能和机智。“每次同他们交谈，都感到他们有智慧，有远见，看问题深刻，受益匪浅。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伟大国家，我要争取每年都到中国一趟，亲身体验中国的进展。”对他的中国情结，我1997年6月底应邀到他家做客后更有了深刻了解。

他家住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是在一所由两个不同时期建筑合并在一起的三层老楼里。我在这所古老建筑门前深喘了口气，才谨慎地按了下门铃。第一次到一位前首相家里做客，我多少有点紧张。他开门慈祥地迎上来，问我路上是否顺利，接着问我要不要先去“休息室”(Rest room，另一意思是盥洗室)。我一愣，他又问了一遍，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老人是怕我坐车跑了两个多小时，路上没地方方便。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而真正是体贴入微。我心头一热，原有的拘谨也彻底消除了。我随他走进客厅，迎门是一架钢琴，钢琴上面摆着十几张照片，都是他和各国知名领袖的合影。我发现他把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希思感到最兴奋的是，他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自豪地说：“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席间，他津津乐道地回顾起几次访问中国的情况，言词中充满对中国的浓厚感情。

饭后，他带我上楼看收藏的礼品。楼梯周围的壁纸上，全是关于孙悟空的画图。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很喜欢中国猴王这个形象，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摆出的礼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他一一讲述哪件是谁送的，记得很清楚。书橱里，我看到不少是关于中国的书。他告诉我，他一直很重视中国，从理性上认为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在担任首相时推动英中关系从代办级升格到大使级。后来到中国访问，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感到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同他们交谈很有收获，也很轻松。访华次数越多，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有感情，越愿为英中关系做些事。希思在许多场合都为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做出努力，并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包括推动香港问题的解决。我想除了理性的认识外，他的中国情节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华采取“制裁”行动。不少人对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甚至有些过去对中国“友好”的人此时也加入“谴责”的行列。希思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自难对中国发生的事完全理解。但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朋友，无法为中国讲好话，可也不能公开讲中国的坏话。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不再公开讲话，并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在当时西方反华言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这实属难能可贵。

1999年，我们按他的要求做好了访华安排，他却主动推迟了。他见到我时表示了歉意，解释说，科索沃打仗了，他觉得作为前首相离开国内不妥，“也许政府需要我的咨询”。这就是希思。英国的利益始终在他心里占主导地位。他1950年进入议会，一连当了50年下院议员，为此他放弃了受封勋爵(LORD)的机会。因为成了勋爵，就只能进入几乎无任何实际作用的上院(贵族院)，无法继续发挥政治作用，结果到临终他也只是个爵士(SIR)。他后来虽年迈体衰，却仍积极参与议会的活动，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做“议员之父”。2000年大选时他退下来，却仍关心世界和英国政坛上的事，经常参加政治活动。2001年，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英国应退出欧盟。不久在议会里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恰好坐在希思旁边，就问他的看法。他气愤地说：“英国加入欧盟是她当首相时实现的，她现在这样说，大概是疯了。她早就应该闭上嘴!”

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他已经八十多岁，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有关中国的重大活动，他都要不辞辛苦地参加。我国领导人访问英国，他总要求会见，并认真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有关见解。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女王、政府和各界都特别重视，希思自不例外，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晚上，江主席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应邀出席。这是女王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英方戒备森严，离使馆很远就不让汽车靠近，许多政要和名人都不得不步行很长的距离。宴会即将开始，就剩下下院女议长和希思两个人未到。我正有点着急，女议长匆匆赶来了，告诉我她和希思同时到达的：“我和希思都挺着急，我一气小跑赶来了，他跑不动，恐怕要费些力气。”不料刚过了几分钟，希思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了。他虽然晚到，我内心却对他油然产生出一种难以述说的敬意。他年岁很老，身体又胖大，这段路是他克服多大困难才如此快走完的!那晚的宴会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都很愉快。江主席高兴地唱了两支歌和一段京剧，特别是与女议长合唱的英文歌更把宴会带入欢乐的高潮，连一向表情端庄的女王也乐得前俯后仰。还是希思有心机，他提议与会的英国客人集体唱首歌，以表达对江主席的谢意。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一齐高唱了英国的传统民歌《因他是个好小伙》。宴会就这样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希思与中国直接交往三十多年，对华友好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写下这几件亲身经历的事，算是对他逝世的悼念。我常想，一个外国政要，一时一事对中国友好并不难，一贯地对中国友好却不容易。希思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对华友好，这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希思走了，英国丧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老朋友。

(文章转载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英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