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之间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当两国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美国与中国的代表团在伊朗核问题上有良好合作，希望习主席这次访美可以与奥巴马在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东海问题上发表声明，借此给紧张局势降温。这些具体问题当然重要，但提出一份展示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寻求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声明更加重要。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双方都应明白，中国崛起为美国及地区国家制造了问题，美国如果只想让国际秩序维持现状而不做出任何改变也会给中国制造问题。美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中日目前处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中，两国只考虑自己的焦虑，而不考虑对方的焦虑。换句话说，当中国人面对日本，他们看到的是过去的噩梦；而当日本人面对中国，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噩梦。

杰弗里·贝德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离开决策圈后，贝德进入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是外界眼中华盛顿知华派的典型代表。

今年6月，贝德发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对近期不少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要求改变“自尼克松以来连续8任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呼声表示担忧。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协助下赴美，并专访贝德，在美国近来日益升级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他的声音显得更加理性。

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

环球时报：您最近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呼吁，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美国领导人应继续维护美中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吗？

贝德：是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当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第二是不同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现实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什么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是崛起中大国，跟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

这种变化不仅在中国周边引起焦虑，也在美国引起焦虑。这些焦虑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反应过激。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吗？答案必须是“能”，但担忧的区域国家和美国都不清楚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强的力量。这也是南海问题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15年中国激增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

我之所以要写《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

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我明白当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

环球时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今年5月在演讲中提出“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要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您是否认同兰普顿博士对美中关系的担忧？

贝德：我认为兰普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美中对对方的情绪确实在恶化。这种恶化或许不能说是建立在误判上，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判断上，即完全不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

我认为美中两国对于对方政策的弹性都有过度期待，而当人们发现期待过度时就会说，“别抱希望了，面对现实吧，我们就是对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两国要寻求合作往往需要艰苦努力，而认定对方是对手则简单得多，但也会有更多错误。我想兰普顿是在发出警告，告诫两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正变得愈加负面。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

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人一直都非常沮丧，尤其是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有一种共识，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正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并且认为困难来自于中国越来越严苛且越来越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政策；此外，中国军力在过去20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升。

这些都引发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其中一些议题无法解决，只能被管控。对于兰普顿建议美中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我对此并不太积极，因为你不知道谈判开始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环球时报：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您有何评价？

贝德：这些是学者的观点，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我的观点是，不论中国是否处在长期稳定的轨道上，未来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美国对华政策都应是一贯的。不论中国内部是否稳定，中国都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中国处在走向崩溃的轨道上。

美国对华政策必须走中间道路

环球时报：习近平主席9月将访美。在华盛顿，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上次访美时，两国元首在阳光庄园会晤中关注解决了很多具体议题，但还可以更清晰地表明彼此的真实意图。对于习主席此次访美，您有何建议？

贝德：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许多事需要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两国间目前对彼此的情绪不佳。美国即将拉开两党初选序幕，目前影响选举最大的外交议题是伊朗核协议、“伊斯兰国”(IS)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议题目前不在显著位置。

但如果美中关系持续恶化，或者在亚太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态，情况就会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不会决定美国大选结果，但会转移焦点。总统参选人将被迫就此发表些声明，这些声明进而会影响美国公众对华情绪，令两国关系更具对抗性。这样的局面是需要避免的。

在这样的时间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巩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他的行程想必非常紧凑，但我希望他能发表演讲，向美国公众阐述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稳定性持何种看法。

这样的话，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一种“信心再保证”，让美国公众感受到中国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稳定的因素，而不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

在具体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代表团在伊朗核问题上有良好合作，我希望习主席这次访美可以与奥巴马在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东海问题上发表声明，借此给紧张局势降温。这些具体问题当然重要，但我想提出一份展示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寻求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声明更加重要。

环球时报：接下来想和您谈谈中美“信任鸿沟”的问题。华盛顿智库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是“都给我让路”，意在将美国从该地区排除，而美国的政策是“让我们留在路中间”，两国间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在中国国内，虽然美国总统多次保证“欢迎中国崛起”，但美国国会与部分媒体对中国大加抨击，令总统保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您如何理解这一局面？

贝德：我认为你对两国间互动的描述很准确。不过分析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力量在增强，希望能起更大作用，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也拥有过去从未有过的军事力量，自然也拥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期待。

而美国历史上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国家，包括美国盟友及一些并非美国盟友但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如越南，这些国家都将目光投向美国，希望美国在亚太保持军事存在，成为它们“看得见”、可以用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力量。

这些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北约的安全架构制衡中国吗？我们需要更直接介入南海争端吗？我们需要鼓励日本去起更积极、更具侵略性的军事作用吗？对我来说，答案都是“不”。

但美国国内也存在另一个极端，认为美国应“后撤”，远离亚太。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双方都应明白，中国崛起为美国及地区国家制造了问题，美国如果只想让国际秩序维持现状而不做出任何改变也会给中国制造问题。美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

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很强硬，中国未来会不会将扩建的岛用做军事用途，这些都给外界带来了真正的担忧。至于中国在东海与日本的岛屿争端，我想现在中日双方都在试图给事态降温。在我看来，两国为了几块无人居住的石头争成这样是非常荒谬的，这只能说明主权问题和民族主义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环球时报：中国人觉得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显得很小气。您的看法呢？

贝德：没错，我同意。这是美国政府犯的大错。我这么说无意冒犯美国政府，我想美国财政部一些官员觉得亚投行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包括环保、管理架构不能允许一国独大、合同分配要确保公平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人们可以向中国提出问题，但提问的目的应是促进中国更好地创办这家银行，而非以这些标准为借口阻止中国创立亚投行。

但我认为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彻底迷失了。美国官员辩解说他们没有想阻止亚投行创立，但他们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他们宣称这是希望韩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些标准上三思，但外界觉得他们是在阻止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如果美国政府对亚投行没有恶意，就该清晰表明这一点。

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外交动作很合理，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都很可能带来积极效果。亚投行的建立是一项非常有益的举动，而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的，它给中国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日本靖国神社体现的历史观糟糕透顶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他希望日本做正常国家，但无法界定怎样才算正常。

贝德：我认同你说的，安倍的主要目标是令日本正常化。二战后，日本被看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的宪法实际上限制了日本承担更大的国际角色，也限制了日本的军力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一直被要求就其过去的行为道歉，即使日本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日本过去的道歉一直不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总是说日本必须承认过去的罪行。我去过靖国神社，那里面的博物馆(游就馆)糟透了，那种历史观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人们对历史各种合理的解读相矛盾。如果那种观念代表日本想要的“正常”，那绝不是我们希望日本拥有的“正常”。

但我想那不是日本主流社会希望的“正常”，也应该不是安倍想要的“正常”，安倍只是想让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所有的权利，尤其在国防方面。一些日本人认为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日本不再依附于美国，日本也可以与中国为敌，但我想安倍应该不属于这一类人，他的想法应比这些人更贴近主流些。

安倍确实给美国制造了麻烦，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他因历史问题与韩中两国没完没了地争吵。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日本必须在历史问题上展现出更真诚的态度。

环球时报：美国现在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不担心养虎为患吗？

贝德：我不认为日本会是“老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担心日本未来会做些什么。日本不会变成有核国家，他们有这种能力，但不会这样做。日本不会发展重大军事能力，比如远程导弹。日本对于在宪法允许范围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非常克制。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1931年和1937年的中国了。中日目前处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中，两国只考虑自己的焦虑，而不考虑对方的焦虑。换句话说，当中国人面对日本，他们看到的是过去的噩梦；而当日本人面对中国，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噩梦。

（作者杰弗里·贝德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