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不久前播放的调查类节目，提及中国通过在澳华商做政治捐款和通过留学生等群体“搞间谍活动”。该节目播出后与澳总理特恩布尔的回应一道引发争议。特恩布尔称中国为“友敌”的录音曝光，让话题再次发酵。

笔者亲自参与过该节目制作，算是亲历者，也是中澳关系这些年风风雨雨的见证人。回看近二三十年，细而思之，过去两年不能不说出现了某种转折(如果不是质变)的迹象，突出表现为双方战略互疑的加深，相互之间的指责、猜忌之声不绝于耳。原因究竟为何？

站在澳大利亚人的角度，恐怕事情得从南海问题——尤其是去年的“南海仲裁案”说起，那或许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目前战略互疑的缘起。虽然中国认为这个仲裁是非法的，但澳大利亚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细节，他们认为，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规的缔约国，理应遵守国际仲裁程序。虽然某些澳高级官员对中国“不民主”“不自由”的指责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意识形态及个人色彩，但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不久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更贴近于澳政府的真实想法。

当前澳大利亚人之所以把南海问题看得那么重，是出于对中国未来战略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过去两年，中国综合国力提升速度相当快，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客观上增加不少，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作为一个军事、经济实力有限的“小国”，澳大利亚确实需要不断从大而强的中国处得到不断的“战略再保证”，需要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更清晰的了解。这种战略再保证的需求源自我们的不安全感，二战时我们已被盟友英国爽约，自此不再坚信任何人，包括美国。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澳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华丽辞藻把这一议题拉抬到如此突出显著的位置，其实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南海仲裁案”后，中国调整了南海政策，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选择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谈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孤立了澳大利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奥巴马时代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进攻性做法。事实上，南海对中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主权议题，现阶段几乎没有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况且不要忘了，说到“诉诸国际法解决问题”，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引发改变的第二大因素则是澳中共同处于战略调整期。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各方面的崛起自不多言，澳大利亚在这个变动的世界格局中应如何自持？澳大利亚国内也诸多议论。

第三大因素则来自澳大利亚决策体系的内部。这几年，澳外交部门及驻华机构更多是政策执行部门，对华政策制定日渐让位于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与防务部门，甚至是一些重要智库。尽管后者在把握宏观大局的能力上可能更加有经验，但对中国并非足够了解。以“一带一路”为例，澳外交部门和驻华机构较为赞成澳积极参与，却在国内遇到一定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澳的一些做法经澳媒体报道后，在当地产生一些误解。就比如之前电视节目中提到的中国学生社团组织学生抗议“藏独”一事，确实有人会问：澳媒体为什么不去扒一扒支持“藏独”团体的背景？然而这就是目前澳大利亚的舆论生态，需要中国人一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另一方面避免“小题大做”，理解澳社会现状，对部分杂音给以容忍。

过去两年很可能是中澳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但个中成因复杂，仍须进一步梳理。

(作者为原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