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一年后，法国殖民者便对越南发动了武装入侵。越南中央领导机关被迫从首都河内转移到越北战区，领导军民进行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关系。毛主席亲自为1950年1月19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出“中越邦交的建立，对于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鼓舞。我们深信日益密切的中越友谊，必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及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作有力的贡献。”毛主席亲自为我国同某一国家建交撰写社论，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就这样，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同越南建交的国家。越南政府决定把1月18日作为越南的外交胜利日。

中越建交后，胡志明主席任命黄文欢为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中国的代表，着手筹建大使馆。黄文欢生于1905年，早年即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1945年就已经是越南的党中央委员，但对于如何搞外交却没有经验。当时新中国正从部队抽调一批将军级的干部，如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准备派去担任驻外大使，并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培训班。由于黄文欢通晓中文，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中方安排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公开的身份就说是归国华侨，化名“老蔡”。对于黄文欢的身份，中国外交部只有李克农副部长一个人知道。说到“老蔡”，还有一个插曲。1969年夏，王幼平在担任了驻挪威、罗马尼亚、柬埔寨和古巴大使之后，又出任驻越南大使，此时黄文欢已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王大使前往拜会黄文欢时，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培训班里那位归国华侨学员，故第一句话便说：“你不就是老蔡吗？”两位老战友热烈拥抱，谈得十分亲切。

学习班结束后，黄文欢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即现在的华凤宾馆。中国外交部官员和黄文欢一起，在史家胡同物色到一个美国学校的旧址，作为越南大使馆的馆舍。有关工作人员如厨师、锅炉工、勤杂工等，全部由中国外交部代为配备，直到越方陆续从国内将有关人员配齐。按照礼宾常规，只有特命全权大使才需向国家主席呈递国书，政府代表只向外交部递交委任书就可以了。但鉴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方仍按照递交国书的礼仪，安排黄文欢向毛主席呈递了委任书。之后，中国外交部又帮助黄文欢同苏联和捷克驻华大使以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黄文欢在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触时，他们多次询问为什么越南不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什么不同中国互派大使。这使黄文欢意识到政府代表与特命全权大使的区别，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国内。这样，1950年12月20日，国内又任命黄文欢为越南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大使。中方再次为他举行仪式，向毛主席呈递国书。当时越南正处于抗法战争的关键时刻，对外关系尚未打开，国内各部门同国外的联系，都通过驻华使馆办理，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黄文欢实际上成为了越南驻国外的总代表。

这一年5月，越南国内指示黄文欢前去出席苏联“5˙1”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5月9日捷克国庆活动。对于参加捷克国庆活动，黄文欢没有经验，便去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要求会见王稼祥大使，请中国同志帮助介绍一些有关礼宾方面的注意事项。黄文欢对王稼祥大使说，据了解各国代表都要宣读贺词，为此他准备了一份贺词，并已翻译成了中文，希望中国同志帮助做些修改，并代为翻译成法文，待他到捷克后交给捷方庆祝活动筹备处。王大使看了黄文欢提供的中文贺词后说，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修改。又说，中国大使馆没有法文特别好的干部，但可以帮助翻译成法文，打好字，让黄文欢带给捷克同志。王大使还请黄文欢给大使馆的主要干部做了一次报告，介绍越南形势和抗法斗争。之后又设宴款待了黄文欢。启程去捷克时，中国大使馆还派人把他送到机场。

1957年黄文欢奉调离任，回国后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党中央对外部（中联部）部长。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越南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两党两国之间高度信任，没有任何隔阂，是中越关系的黄金时期，黄文欢在中国当大使的经历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缩影。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