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分配在英语系学习。1958年9月，我被外交部选拔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印尼语，后又被派往印尼大学文学院留学进修，1961年加入外交队伍，并先后在中国驻印尼、印度、菲律宾和文莱使馆工作。

作为外交战线的普通一兵，在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见证了中印（度）关系从解冻走向正常；在菲律宾政变频发期间，亲临过政府军与叛军荷枪实弹、兵戎相见的现场；在中印尼关系中断23年后，参与了两国复交谈判和筹建大使馆；其后，作为首任常驻文莱大使，出使富甲一方、礼仪独特的国家，肩负起新建使馆、开拓两国关系的重任。这些不同阶段的经历，使我增长了才干，磨练了意志。我在上述这些国家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

开启中印（度）关系新篇章

1981年6月25日至28日，黄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印度。这是1962年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我作为使馆办公室主任，有幸参与代表团来访的接待工作，见证了这一独特的“里程碑”式访问。

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跋山涉水，不畏艰险，不辞劳苦，相互访问，互相学习，大大丰富了各自的文化。玄奘天竺取经，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通达印度，成为两国友好史和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篇章。近代，中印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向互相同情，相互支持，成为患难之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印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从6月25日至29日首次访问了印度。6月28日，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尼赫鲁总理在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毛主席先后四次会见了尼赫鲁。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上，周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十分良好的合作。

令人遗憾的是，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印关系出现了紧张，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也浮出水面。其后，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继续恶化，导致了1962年10月的边境冲突。1966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后，审时度势，从1968年起一再表示愿同中国改善关系，“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便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驻华使节时对印度临时代办米什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毛主席还请米什拉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米什拉回国报告后，于同年6月11日向中方转达了印方的积极反应，表示准备开始同中国对话，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直到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采取主动，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应邀访华，对中印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黄华外长此访也是对瓦杰帕伊外长访华的回访。

1981年6月26日清晨2时，黄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新德里机场，受到印方热烈欢迎。由于新德里处于很多国际航线的中端，到达新德里的国际航班往往是在深更半夜。印方原已通知我驻印度使馆，印度外长按规定深夜不去机场迎接来访外长。但拉奥外长临时决定仍到机场迎接，打破了常规。除拉奥外长外，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和当地的友好人士。访问期间，黄外长同拉奥外长举行了三轮会谈，就国际形势和中印边界、两国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在适当时候，由两国官员进一步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及商谈在各个领域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

6月28日，黄外长一行拜会了英迪拉·甘地总理。她在官邸先同黄外长夫妇进行家庭式会见，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儿媳索尼娅和拉吉夫的两个孩子以及拉奥外长在座。温馨、亲切、和谐的家庭式会见约半小时结束，随后拉吉夫夫妇、他们的儿女和黄外长夫人退出。此后英迪拉·甘地和黄外长交谈，首先表示热烈欢迎黄外长访问印度。她说：印度十分重视黄外长来访。起初中印两国关系十分良好，后来兜了一个圈子，希望今后两国关系能近乎50年代那样好。她说：印度把黄外长这次来访看作两国关系的新开端。她上次执政时曾作出长期努力，才使中印关系有了突破。两国重新互换大使和黄外长的访问是向正确方向走出的一大步，是新突破。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英迪拉·甘地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涉及原则、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深切感情。如果双方能找到创造良好气氛的第一个步骤，这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她说：双方采取平行政策：除非采取步骤发展友谊和善意，否则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但是从长远来看，除非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友谊和善意难以保持下去。她还强调，如果中印两国友好，世界形势将大变样。黄外长向她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访华。她先后两次表示很高兴到中国访问。

英迪拉·甘地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平行政策”，将发展中印友好关系和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平行地”进行，通过发展友好关系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气氛，并通过解决边界问题进一步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这表明印方进一步调整了对华政策，对中印边界问题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方针，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总理不幸遇刺身亡后，拉吉夫继任总理。1988年12月，他不顾印度国内某些人的反对，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毅然决定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拉吉夫访华恢复了中印两国首脑的互访，成为中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由此可见，黄外长此访为两国高层访问开辟了道路。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中印关系在双方领导人共同引领下大幅改善，已步入一个健康、稳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菲律宾军变的日子里

1983年8月21日，菲律宾著名政治活动家、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惨遭枪杀。阿基诺被枪杀，在菲律宾以及国际社会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了菲律宾政局发展的转折点。1986年2月，菲律宾人民奋起发动“二月革命”，把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赶下台，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

此后不久，我被派往这个当时亚洲的“热点”国家，也是世界舆论关注的地区任职。在菲律宾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我前后经历了5次军变，其中以1987年8月28日发生的第五次军变(又称“8·28军变”)最甚，其来势之猛，战斗之烈，伤亡之重，差一点让刚刚诞生的阿基诺新政权夭折。一个国家在两三年时间里连续发生5次军变，实属罕见，而作为一名外交官，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碰上5次军变，我想也为数不多。因为曾经身临其境，此次军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87年8月28日凌晨1时30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和外地几个省份同时枪声大作。曾任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卫队长霍纳桑上校为首的1000余名军人，分头攻打总统府、国防部军营、警察保安司令部、靠近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维拉莫空军基地和政府四号电视台等处要地。凌晨2点，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军人又闹事了！”我接完电话后立即向使馆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根据使馆领导的指示，我同一名同事一起驱车前往总统府，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只见总统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总统府大门那条马路口除有几个行人外，十分冷清。当我们驱车靠近总统府时，被躲在暗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挡驾，不让前进。我们就站在原地不动，好在从远处也能把当时的情形看个大概。此时，总统府周围已布满士兵，旁边还停放着好几辆坦克。突然，我发现，国内新华社和《文汇报》派驻马尼拉的两名记者已捷足先登，在那里进行“阵地采访”。

据记者介绍，当时大约300多名倒挂菲律宾国旗(象征战争)胸章的军变士兵企图攻占总统府，与总统府卫队发生了约20分钟的激烈战斗，两名政府军士兵

中弹身亡。因久攻不下，军变士兵开始撤走。临近中午，约1000多名军变士兵集中攻打离总府约10公里的阿吉纳尔多军营，并夺占了这座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大本营。事发后，我们到军营附近观察了一下形势，只见军营的围墙被炮火轰塌了好几段，军营内建筑物上布满蜂窝似的枪眼。叛军据守在总参谋部大楼内。与此同时，还攻占了多处战略和通信要地。菲律宾官方新媒介此时已全部瘫痪，叛军军官开始在他们夺取的第13号电视台露面。一名中校宣读一项声明，称他们要求阿基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莫斯将军下台，成立以前国防部长恩里莱为首的军人政府。情势十分危急。

军变的枪声打响以后，阿基诺总统非常震惊，同时也焦虑不安。她果断派出自己的顾问洛克辛前往警察保安司令部，传达总统“立刻粉碎军变”的命令。下午5时，一场平叛战斗打响了，两营海军陆战队和步兵，在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踞守在国防部军营的叛军发动猛烈的“立体式”攻击。黄昏前，政府军终于重新夺回军事指挥系统中枢，取得了平叛战斗的决定性胜利。第二天清晨7时，所有在阿吉纳尔多军营内的叛军残余都向政府军投降。拉莫斯将军重新进入阿吉纳尔多军营后，向记者宣布，政府军已控制全国局势，历时30小时的叛乱宣告平息。

自1986年2月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当上总统后，菲律宾局势跌宕起伏，事端不断。仅头3年，就先后发生了5次军事政变，而且军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新政府上台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对策动和参与军变的官兵优柔寡断，姑息迁就，“虽过五关，未斩一将”。前三次军变发生后，政府对参加军变的官兵未采取任何法纪制裁措施，而是每个人做40下俯卧撑，象征性“惩罚”了事，甚至还为这些官兵增加军饷或提升军衔，难怪有人讥讽说，这是“造反有理”。第四次和第五次军变平息后，政府将叛军集中到停泊于风景优美的马尼拉湾的一艘船上“关了”一个月，明为“关押”，实为“有吃有喝”的“水上度假”，而且警戒非常松懈，以致军变头目霍纳桑从船上逃跑，长期逍遥法外。至于多次军变的策划者与参与者恩里莱，除了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外，也没有人再敢动他一根毫毛。凡此种种以妥协求生存的做法，其结果必然使有野心的军人和政客得寸进尺。我想，这也许能帮助人们找出菲律宾军变何以如此频繁，又何以步步升级的某些答案。

重返“千岛之国”

1990年7月1日至4日，应钱其琛外长的邀请，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尼复交公报”，最终完成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终于使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90年8月，中印尼复交后，我有幸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9月12日，我带领一个7人先遣组赴印尼筹建大使馆。我离京赴任前，外交部领导向我交代了两项“政治任务”，一是抵达印尼之后，要设法尽快开馆，正式对外办公；二是要举办41周年国庆招待会。当时，我向有关领导表示，我将尽力去完成。但心里还是在嘀咕，要在半个月短短时间内，既要开馆，又要搞国庆招待会，任务确实艰巨。抵达印尼后，我向先遣组7名同志传达了这两项“政治任务”，并研究了具体落实办法。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大使馆定于1990年9月27日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下榻旅馆二楼阳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先遣组七位同志在筹备有关开馆事宜的同时，全力以赴准备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日期定为10月2日晚7时。参照印尼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名单，我们发出了近百张请帖。

我们“因地制宜”，在旅馆租用了一个小宴会厅，搞了一个冷餐招待会，旅馆方面，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一番布置。晚7时，客人们陆续光临，7时30分，印尼国防部长兼代理外长贝尼·穆达尼将军作为主宾在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在播放中、印尼国歌之后，招待会正式开始。穆达尼将军对我说，阿拉塔斯外长去纽约出席45届联合国大会，他作为代理外长向我表示“双重祝贺”，一是祝贺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二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当他看到出席招待会仅有五、六十人时，问我为什么不多请些客人。我说，因为我们刚来印尼，时间仓促，相信明年的国庆招待会会有更多朋友光临。我转而又说，将军阁下的光临使我们招待会光彩大增，我要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并说，我还要向将军阁下祝贺。他愣了一下问我：“你要向我祝贺什么？！”我说：“今天是将军阁下生日，我祝您生日快乐！”将军对我刚到印尼不久。竟然知道他的生日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次日，我们在旅馆订了一个生日蛋糕，派专人送到他府上。此后，穆达尼将军见到我时，对使馆赠送他生日蛋糕之事表示感谢。

在穆达尼将军抵达15分钟后，礼宾司总司长通知我，穆迪奥诺国务部长要来出席招待会。1989年2月23日，钱其琛外长在东京出席日本天皇葬礼期间曾会晤过穆迪奥诺国务部长。会晤后，钱外长和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曾共同会见记者，就中、印尼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此次会晤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礼宾司总司长还告诉我，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他除陪同苏哈托总统出访外，本人很少出国访问；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国使团的国庆招待会这类社交活动，今天国务部长亲临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个“例外”。我一见到穆迪奥诺国务部长，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感谢他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我说，部长阁下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他谦虚地说，决策者是苏哈托总统，他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他还愉快地向我叙述了1989年2月同钱外长“东京会晤”的一些情景，并一定要我转达他对钱外长的问候。

一个半小时国庆招待会时间已过，但来宾们个个不愿离去。前来出席招待会的除印尼内阁两位“重量级部长”外，还有雅加达特区省长、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印尼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官员对我说，“你们招待会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员规格之高，恐怕在雅加达使团庆祝国庆招待会中也不多见。”他祝贺中国使馆首次国庆招待会取得成功。

中、印尼两国自1990年8月8日正式复交的消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中、印尼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可能与新加坡建交，其冲击作用，“将不仅是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将开辟一个合作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泰国、菲律宾等国官方人士及舆论界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但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恐惧和不安。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哀叹说，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台舆论也认为这将对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其他国家“具有带头的作用”，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暗示效果”。为阻挠中、印（尼）两关系发展，缩小两国复交后给台湾带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台湾驻雅加达机构精心策划了一起政治事件。

10月10日，“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就在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在的“普罗浮屠旅馆”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79周年，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决定先摸清有关情况，然后分头交涉。我们一面同旅馆总经理进行联系，一面紧急约见印尼外交部亚太司负责官员，但由于已到下班时间，亚太司办公室已无人接电话。在此情况下，我和一名助手径赴印尼外交部。当我们乘车抵达外交部院内时，发现政治司代理总司长阿塔米先生正准备驾车回家，此时我也顾不上必要的外交礼节，一步冲上去拦住阿塔米先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阿塔米先生很客气地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向他简要陈述了台湾驻雅加达机构拟于当晚在“普罗浮屠旅馆”举办“双十国庆”招待会情况，并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要旅馆立即撤掉通告牌上的“中华民国”称谓；二、宴会厅内不能悬挂伪“国旗”；三、招待会上不得奏伪“国歌”。阿塔米先生重申，印尼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印尼和台湾只保持民间关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不享有外交地位。他将中国大使馆提出的要求，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处理此事。

据事后了解，招待会开始前，旅馆值班经理凯马尔先生按照印尼外交部指示，立即找了台湾“代表处”有关人员，宣布了“三不”，即招待会不准出现伪称；不能悬挂伪旗；不得奏伪歌。台湾“代表处”人员听后十分恼火，并要凯马尔先生出示书面函件。凯马尔先生说，他是奉命执行印尼外交部有关指示，如果招待会主人不理会此事，他将命令旅馆保安人员强行降下台湾伪旗，否则将由招待会主办人承担一切后果。台湾“代表处”人员见凯马尔先生态度十分强硬，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灰溜溜地降下悬挂在宴会厅主席台上的伪旗。这场斗争最后以台湾的失败而告终，驻雅加达“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美外长不寻常的文莱会晤

1995年8月1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文莱会晤。这是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的特殊时期举行的一场特殊的中美外长会晤，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当时，笔者作为中国驻文莱大使参与了这次高级会晤前前后后的全过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悍然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非官方”访问。美国的行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把两国关系推向危险境地。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提出强烈抗议。

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针对美方这一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严重行为，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涉及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任何国家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坚决不答应。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破坏了中美关系基础，后果将是严重的，责任全部由美方承担。

紧接着，中方宣布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国务委员李贵鲜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对美国的访问。中美导弹和核能合作磋商及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两项访华事宜也被要求推迟进行。一时间，两国副部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允许台当局领导人访美的“禁令”。面对美方的外交挑衅，中方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以打消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作姿态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使美方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登辉访美所引起中方强烈反应为美方始料不及。

就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之时，美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安排高级会晤，修补中美关系，美国选择当年东盟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国文莱作为中美外长会晤的地点。6月26日，美国驻文莱使馆临时代办科兰凯威茨打电话给我说，他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询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是否有兴趣在出席即将在文莱举行的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会晤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当时美国是东盟对话国，中国是东盟磋商国，两国外长均要出席东盟有关会议）。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清楚钱副总理来访的具体日程安排。如果方便的话，请美国大使馆给中国大使馆来个照会，或他本人就此事给我写封信，以便我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6月28日，科兰凯威茨代办根据我的要求，致函给我，并称如中国外交部同意，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希望于8月1日17点至19点之间会晤钱副总理兼外长，会晤地点待定。来函最后说，美方期待着中方的回复，如需了解有关情况，请同美国驻文莱大使馆联系。美方在发出信函后，多次询问我馆是否得到关于中美两国外长会晤的消息。为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馆于7月20日按照外交部指示通知美国使馆，中方同意在文莱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举行中美两国外长会晤，时间为8月1日下午5时至7时，地点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中性会客室或中方会客室。

此后，美方又提出，因8月1日当天日程安排很紧，可否采用两国外长共进晚餐形式进行会晤，并询问中方是否可以接受在国际会议中心以外的地点与美方会晤。看来，美方有意把中美外长在两国关系跌入低谷时的一次重要会晤，变成在美国代表团驻地，以美方做东、中方出席晚餐的形式举行，其用意是不难看穿的。我方明确复告美方，8月1日晚钱其琛副总理已另有安排。中方仍建议中美两国外长双边会晤于8月1日下午5时至7时在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中性会客室或中方会客室举行。如美方时间安排上有困难，会晤时间可顺延半小时或一小时。

经过反复交涉和多次协商，中美双方最终就两国外长会晤日期和地点达成协议。

8月1日下午6时30分，两国外长会晤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一间会客厅举行，在同记者短暂的会见后，两国外长进行了正式会晤。会晤中，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表示，美国把中美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认为同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过去和今后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三不”）。美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在此前提下，美国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钱副总理指出，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已造成的恶果是无法否认的，并强调，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正常和良好的国家关系，这是一种互有需要和平等互利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对中国重要，对美国也同样重要。但美国确实有一些人错误地估计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认为中国不再重要了，认为不管美国给中国制造什么苦果，中国都会吞下去。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有害的，对美国来讲也是危险的。

钱副总理还严肃指出，国与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信义。要摆脱目前中美关系的困境，美方有必要作出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李登辉访美这样的情况，并采取不支持和反对台湾企图进入联合国的行动。只有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才有可能谈其他问题。会见中，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还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整个会晤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

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于8月底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磋商。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考虑塔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后，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进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对于台湾问题，克林顿总统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此后，中美两国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深切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很不容易。

回想这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聊以自慰的是，终身是热爱外交事业的，也是忠于职守的。由于几十年中多数时间任职国外，在家庭生活中，我对自己的父母与子女疏于照顾，这是我深感遗憾与愧疚之处。但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要义无反悔地选择外交事业。那时，我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能对家庭和家人有更多的投入。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外交部成立70周年，可谓“双喜临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开始谱写新的篇章。70年来，中国认真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全世界都重视中国，中国的外交使节到处受人欢迎和尊敬，我有幸作为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曾分享到了这种幸福和光荣。

衷心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外交事业蒸蒸日上！

（作者为中国前驻文莱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