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4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选择到北京大学亚非所工作。后来，亚非所与国政系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过18年的教书生涯，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国际学生，特别与一些非洲学生结缘，颇有一番感受，独有一份情感，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在本国外交部工作的非洲学生

记得刚到北京大学不久，我在校园里塞万提斯像前见到一位非洲学生，我就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原来他是一位莫桑比克留学生，在人民大学读书，来北京大学玩。当我们聊到各自的专业时，我提到对莫桑比克种植园经济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阿兰·艾扎克曼(Allen Isaacman)。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加纳殖民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其中文版和英文版分别在湖南和纽约出版)，曾参考了这位专攻非洲殖民史的学者的论著。这位莫桑比克的学生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呵，艾扎克曼教授在莫桑比克工作过，他教过我们非洲历史课。”我们聊得很欢，后来也常有来往。他毕业后回到莫桑比克，后来到莫桑比克外交部工作。没过几年，他被派到莫桑比克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我2000年随教育部代表团访问莫桑比克等非洲四国时，他还经手办理了我们赴莫桑比克的签证。虽然我不记得这位莫桑比克学生的名字了，但他是我回国遇见的第一位非洲学生。

我到北京大学亚非所工作后，办公室在六院二层。六院是一个有着古朴建筑风格的小院。有一天，一位非洲女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她自我介绍来自肯尼亚，在国际政治系读书，名叫露西(Lucy Njeri Manegene)。我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回答说她正在朱锋老师指导下写有关中国与东非关系的硕士论文，题目为“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ast Africa: A Special Study on Kenya and Tanzania (1963-1990)”(中国对东非的外交政策：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为例,1963-1990年);她从其他教师那里听到我是搞非洲历史的，刚从国外回来，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中非关系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露西是一位热情善良的姑娘，学习也很认真。有一次，我的女儿和儿子到学校来玩，她也正好来我办公室找我谈论文，她们在静院里玩得很开心。我还特意为她们照了一张合影。她回国时，我请她帮我带了我的几篇发表的英文文章给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教授(B.A.Ogot)，她十分乐意地表示愿意。

露西回国后，曾经通过肯尼亚驻华使馆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告诉我她已经将文章转交给奥戈特教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国内碰到了来中国访问交流的奥戈特教授，当时他已是肯尼亚一所大学的校长，他还专门提到收到了我的文章)。后来，露西又来信告诉我她在肯尼亚外交部找到了工作。2008年，德国的伯尔基金会组织十位中国学者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加“中非公民对话会议”，中方与会者有曾强、徐伟忠、智颖彪、贺文萍、安春英、朴英姬、王洪一、肖玉华、洪永红和我，非洲方面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当时，与会者组织了一场活动，让与会者和肯尼亚外交部的官员对话。在肯尼亚外交部交流时，我问当时参加交流的一位官员，是否有一位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女学生在外交部任职。这位官员问她的名字，我说叫露西，他说，“哦，她就在对面的那间办公室。”我去敲门，果然见到露西。她已经不是那位腼腆的女大学生了，而是一位成熟而自信的外交官。她见到我后非常激动，我见到自己学校的学生，当然也非常高兴。我们俩人一交谈，才得知她的丈夫也作为肯尼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告诉她北京大学刚开通了校友网，她说非常想念母校。临别时，她与我拥抱辞别，并送给我一些纪念品。回国后，我们仍然保持了电邮通讯，她后来被调到肯尼亚驻美国使领馆工作。

第三世界外交官班的学员

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后，当时有一个“第三世界外交官班”，学员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而尤以非洲学生居多。由于这个班的学生不懂中文，老师要用英文授课。我给这个班多次开过“中国与非洲关系”这门课，指导过一些非洲学生的硕士论文。其中有一位马达加斯加的学生在课堂上的一次发言给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谈到中国对非援助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给非洲的援助有时不到位，我请他举例。他说，中国政府曾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过一批汽车，但放在车库里不能用。我问为何不能用，他说在马达加斯加，只有很有钱的人才用汽油，一般车子只能用柴油，而中国政府援助的汽车要用汽油，因此没人用。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能想当然，必须了解非洲国家的国情。他最后写的论文是与马达加斯加有关。

我与另一位马达加斯加女学生Rakotoarivony R.J.Manitra的结识也颇有缘份。我在2004年“第三世界外交官班”上认识了她，并指导了她的硕士论文。记得有一年马达加斯加总统访华时，她有幸被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馆请去陪伴总统夫人并为第一夫人当翻译。当时她已经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为“Republic of Madagasca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ty–Three Years’Relation and State Cooperation”(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关系与两国之间的合作)。2000年8月，我应邀参加中国教育部的访非代表团访问非洲四国，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乌干达与赞比亚，没想到在机场碰到Manitra。一问，才知道她毕业后回国。我向她表示祝贺，问及她的工作。她的回答并不肯定，只是说在陪伴总统夫人时，总统夫人表示要帮助她更好地利用她所学的知识。2010年，有一次，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国际会议。我当时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CHINA-DAC)“中国-非洲发展经验交流”项目的中方组长之一，并有机会在大会上担任主持人。会议休息期间，一位非洲少女走到我面前，说“老师好!”我一下子很惊讶。再一细看，这不是Manitra吗?原来她目前在马达加斯加外交部工作，近来被派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这就是缘份。

2006年，我在“第三世界外交官班”上认识了另一位非洲学生Lisebo Mosisili。她来自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是在英国受的本科生教育，说一口流利的带伦敦口音的英语。由于我开的课是“中国与非洲关系”，她成为班里的名星。在课堂上，她很有思想，提出的看法总有独到之处。到确定论文题目时，她提出要请我当她的论文导师，我表示乐意。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少交往。她已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困难。但是，她认真学习，对论文一丝不苟。她的论文题目是Lesotho-China Relations, 1966-Present: An Analysis (对1966年至今的莱索托-中国关系的分析)。在答辩前，她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建议她将自己的论文好好再看一篇，并将错误之处标示出来，列出一个正误表，答辩时交给答辩委员。在答辩会议上，她先是交给大家一张正误表，然而很自信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各种问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2006年6月15日，我请她吃饭，既表示祝贺，也是送行，因为她即将回国。她特意送给我一本由莱索托学者B.M.Khaketla撰写的有关莱索托的书-《莱索托，1970年》。她在上面深情地题上自己的名字，并写道：“李教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这是对我作为非洲学生的导师的最大安慰。

我的俩位北非博士生---伊美那和李杉

2008年春季学期，一位阿拉伯女生来到我办公室。当她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介绍自己时，她的中文水平着实让我非常吃惊。我一问，原来她名叫伊美娜(Imen Belhadj)，是来自突尼斯的留学生。早年在突尼斯学过汉语，因为在“汉语桥”的比赛中夺得第一名，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她正在撰写硕士论文，表示希望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认为她在硕士期间接受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的训练，对她的相关知识背景和基础知识有些担心。当她向我介绍她的硕士论文是有关后结构主义并对后殖民主义及萨伊德的著作颇为熟悉时，我才放下心来。我当即向她表示，如果她能顺利完成硕士学位，我愿意指导她继续她的博士学业。

伊美娜完成硕士学位后即开始了在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很明显，在刚开始时，她感到了不少压力。然而，她对国际政治的兴趣使她认真踏实地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她的认真、执着的学习精神给所有教授她课程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关于突尼斯妇女的论文中，她指出，突尼斯的妇女在当代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是其他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妇女所不能比拟的。她参与了学校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首先，她担任了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的秘书长，积极促进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各种讲座。随后，她又参与了留学海外的非洲高智力青年人才组织的活动。她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位伯语系的阿语教学工作。2011年，我们非洲研究中心与北欧非洲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首先是出版了我的英文论文小册子《中国与非洲的医疗卫生合作：以援非医疗队和抗疟活动为例》(Chinese Medical Cooperation in Africa: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Medical Teams and Anti-Malaria Campaign)，随后我提出了让伊美娜去北欧非洲研究所访学3个月的要求。埃塞俄比亚学者、北欧非洲研究所研究所长范图·切鲁(Fantu Cheru)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这样，伊美娜于2012年4月到北欧非洲研究所进行了三个月的访学。她在那里不仅为她拟定的题为“中国与马格里布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还进行了一场讲座，受到了该所学者的好评。

我的另一位非洲学生是来自摩洛哥的李杉(Erfiki Hicham)。他的中文很不错，学习也非常认真。李杉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中国与摩洛哥经贸合作研究”的硕士论文，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论文中，他分析了摩洛哥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当代的摩洛哥-中国关系。后来，他又提出要在我的指导下继续学习。我询问了他对进一步学习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后，同意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对必修课程的学习非常认真，写的学期论文的选题总是与众不同。2011年，他写了一篇有关北非动荡与摩洛哥改革之间关系的文章。他分析了摩洛哥的抗议活动与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抗议活动的区别，指出虽然摩洛哥民众也提出了类似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社会诉求，但摩洛哥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即隐含着某种“政治诉求”，并成为北非第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他在文中阐述了抗议活动出现后，摩洛哥采取的相应政治改革举措，并重点分析了已经举行的议会选举对未来摩洛哥政治走向的影响。他认为，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巨变绝对不是“茉莉花革命”或是“阿拉伯的春天”。北非巨变中出现了三种情况，与动荡(埃及)和内战(利比亚)不同，摩洛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摩洛哥出现的两种的政治势力将使摩洛哥出现均衡的态势。

从英国读博士转到中国来读博士

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是位来自刚果(金)的学生。2008年，他通过电邮给我写信，介绍了自己。他的家乡在刚果(金)，小时候被教士带到伦敦。他在伦敦呆了十多年，又当了9年记者。他已经在伦敦拿到了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非政府组织与媒体的关系。当时，他正在英国的雷丁大学，已进入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在信中，他说他经人介绍与我联系，并提出希望到中国来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没有特别当作一回事，在回函中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告诉他在中国读博士要先学中文，因为课程是用中文讲授，博士学位论文也要用中文撰写。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收到他的电邮，告知我他已经到达中国，正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这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一年，并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不间断地汇报他的学习进展。2010年，我帮他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中文，并把他介绍给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龙刚对他选择来中国学习的决定非常满意，也有一种使不完的劲。他经过与中国学生商量后，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刚”，意为致力于中国与刚果(金)的友谊。

我认为，对于国际学生的教育一定要充分利用北京这个地区优势，也经常有意识地带我的国际学生参与各种国际会议。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由世界银行和财政部联合举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非洲高级官员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我带着我的几位非洲学生一起参加。会期一天，我因要上课，就未参加下午的会议。晚上7点左右，我收到承办单位担任会议组织工作的张慧东博士的电子邮件，信中表示为我的学生收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道歉，我则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随后，我又收到龙刚发来的邮件，他向我解释了当天发生的情况。原来，在会议讨论时，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和争论。后来，他上厕所。男厕里的便池各有一个私密间，当他完事后出来，发现一位世行妇女立在外面，他非常诧异，因为这是男厕所。那位妇女带着威胁的口气警告他，如果他再乱说话，就要让卫兵将他赶出去，他听后非常气愤，与这位女士发生了争论，得知这位妇女是美国人。后来开完会，他与一些与会的非洲代表特别是那位意见不同的非洲官员进行了交流，俩人握手言欢。我听后，又与张慧东博士核实了具体情况，觉得有必要与世界银行的官员沟通，因为龙刚是我带去参会的学生。我向当时世行学院东亚和太平洋的地区协调官菲利普·卡普(Philip Karp)先生发了一封邮件，我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一般向国际学生表明，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今天发生的事令我非常尴尬：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召开的会议上命令一位非洲男士闭嘴(Shut up)。我觉得非常遗憾。”信中，我希望他了解情况后给我一个答复。之后，我并未收到任何答复。约十来天后，我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参加活动时再次碰到卡普先生，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并表示他之所以一直未回复，是因为他需要时间了解情况。后来我一直未收到答复。龙刚后来向我表示，此事说明了西方所极力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双重标准。

2011年，我同意龙刚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阶段的学习。除了学习中文外，龙刚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并抽时间进行相关研究。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在非洲是不够的?——南非、利比亚和科特迪瓦案例分析”的分析文章，通过三个国家的个案分析了民主和选举在非洲的遭遇。他指出，“西方国家向非洲国家推广民主，但同时又在破坏非洲的民主，将民主收回。”“非洲民选政府必须向西方国家“购买”另一种合法性，无论是掌权的政府还是在野的反对派，都必须照顾西方的战略利益。否则，这些政府将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其中包括暗杀、西方诱致的内战、叛乱或者被邻国入侵和占领等等。”这篇英文文章在非洲的网站”潘巴祖卡(PAMBAZUKA)”发表后，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和许振洲教授领导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希望在其内部刊物发表。中文版发表后，此文受到中国学术界更多学者的注意。一天，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与国外合作的英文杂志编辑的电话，希望我介绍认识龙刚，原来这份杂志觉得他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有意义，希望他修改后正式发表。经过一个假期的多次修改，他的这篇文章最近在《国际批判思想》(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2012年第2期发表。

一位前美国国务卿没法指导的学生

2009年秋季，一位黑人女孩走进我办公室。原来她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名叫雷·菲利普斯(Ré Phillips)。她来找我指导她做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希望就杜波伊斯和中非关系撰写毕业论文。杜波伊斯(William E.B.Du Bois,1868-1963)是加纳籍美国黑人领袖和泛非运动的领导人，与毛泽东等早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结下了友好关系，曾三次访华。我问她为什么来找我，她谈了自己决定写这篇论文的经历。她曾满怀信心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当年已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教授，觉得她当过国务卿应该什么都知道。当赖斯教授得知她要写中非关系时，就劝她改写中美关系，这样自己可以指导她。然而，雷·菲利普斯坚持要写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赖斯教授又建议她写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样自己也可以指导。不料这位非洲裔女生执意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只好作罢，说她没能力指导。这也说明了赖斯教授实事求是的品行。后来，雷·菲利普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名字并与负责斯坦福大学-北大项目主任申晓红博士联系后来到中国。她选修了我和王锁劳博士为北大/伦敦经济学院(PKU/LSE)双硕士项目合开的“中国-非洲与中国-中东关系”课程的非洲部分，并撰写了“从杜波依斯看当代非洲-中国关系”的学期论文。

有意思的是，由于雷·菲利普斯觉得上这门课收益很大，回斯坦福大学后向学校反映，从而使我和王锁劳开设的这门课列为该校的课程。这既说明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某种优势，也反映了世界名校在采纳学生意见方面的机制完善。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对中非关系感兴趣，并孜孜以求地坚持要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这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中非关系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其次，一位美国学生因自己学校无人指导论文而毅然决定到中国来挑选指导教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学者在中非关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再次，作为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从自己的角度选的论文题目很有意义---从一位爱好和平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与泛非运动领袖来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目前，雷·菲利普斯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那些有志于学习中非关系的外国研究生

除了非洲学生之外，近年来，我经常接到国外学生的来信，或希望解答问题，或要求采访，或希望介绍研究资料。对于这些学生的要求，我一般会尽量满足。2009年11月2日，我收到一位名叫安伟杰(Andrej Jautze)的德国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读中国研究以及美国研究的德国大学生。我正在忙于写硕士论文，题目为“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我最近看了您所写的三篇文章“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改变(应为“转变”)”，“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你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您文章我不仅仅更加了解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我也对您的理论概念非常感兴趣。我想麻烦您问一下，您如果属于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学派，那么是哪一个学派?德国所有的大学规定写硕士论文得以具体的理论概念方式来分析每一个题目，因此，我很想知道您自己认为您是哪个学派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我的汉语水平还太低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

谢谢您!

安伟杰　　(德国名字：Andrej)”

收到他的来信后，我觉得自己学识有限，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熟悉。因此，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安伟杰先生：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函。关于我的理论究竟属于何种学派，有两点说明。其一，我拿的学位是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并非学国际关系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熟悉，也不愿意去硬套某一种理论。其二，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与角度，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非关系。我觉得中国的角度和历史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我对你的流畅的中文表达印象深刻。相信你能成为一名既懂中文又愿意以客观心态了解中国的新一代德国学者。祝好!

李安山敬上”

这位德国大学生在第二天就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教授:您好!

谢谢您给我回信。本人同意您的说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利弊兼具，不过依我看是弊大于利。虽然主流媒体天天报道的“地球村”是存在的，但是各个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和东方文化之差异以外，连一个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原信如此]。关于中国最近几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派”的发展我也稍微了解一些。总之，通过读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章，我认为以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理解他人的动机以及思维方式导致某些学者以偏概全，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有绝对性的。

谢谢您帮我理解中国的情况和您自己的看法。祝好!

安伟杰”

从安伟杰的来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德国学生能以流利的中文写信，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他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见解，这也说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正在加强。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这意味着他既关注中美关系，也敏感地意识到中非关系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性。这说明中非关系对既定的国际秩序已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也意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以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理解他人的动机及思维方式去做研究，这种分析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

这些年来，由于中非关系不断升温，对中非关系感兴趣的学生也不断增多。我指导的外国研究生多是选择了中非关系的论文题目。一位挪威学生林颖欣(Inger Marie Rossing)写中国与挪威援助制度的比较，一位德国学生周德凯(David Brenner)写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一位意大利学生吉贝莎(吉贝莎，Roberta Cucchiaro)写中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非洲的情况。

我还与在北京就读、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其他非洲学生有各种交往。他们中有来自贝宁的吉尤姆(Moumouni Guillaume)博士，他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期间曾担任中非首脑会议文艺晚会的主持人，用流利的中、英、法三国语言将当时出席晚会的我给彻底镇住了。还有他的同胞、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莫里斯(MAURICE)博士，他在电视台讲相声的地道汉语比我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还棒。还有尼日利亚的阿娜莎(N. ANASTASIA)，她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就读、曾任北京大学非洲留学生联谊会会长。她刚取得博士学位。来自刚果(金)的经济学博士蒙德利(Mundele)，他也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准备回国任职。他们都对我很尊敬，有的说我是非洲学生在中国的“教父”(GODFATHER)，有的称我为他们的“中国父亲”(CHINESE FATHER)，我也非常珍惜与他们的友谊。

从与这些学生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外的青年学生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倍增。这些外国学生对中国不甚了解。特别是非洲学生，他们怀着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好奇和对非洲美好前景的憧憬来到中国。这些青年学子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也是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更是将来真正理解中国、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生力军。与他们的接触是引导，更是平等的交流。

中国，只有认真对待国际学生特别是从非洲来的学生，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