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索因卡最近的照片，一撮雪白髭须，满头皤然银发，令人不由愕然：“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随即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他78岁，年近耄耋，但仍活跃在文苑政坛。记得这位尼日利亚作家1994年逃脱军政府迫害流亡国外后，有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反对军人专制、争取民权的政治斗争，很少再有文学作品问世。岂料，经过近七年的“文学休眠”，他又激情勃发，接连发表剧作、诗作和回忆录，被誉为“历经政治风雨而不衰的非洲文艺园地里的常青树”。

传统与现代造就戏剧英才

索因卡于1934年7月出生在尼日利亚西南部阿贝奥库塔市的一个约鲁巴族家庭。父亲是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小学的校长，母亲是既善于商业经营也深谙民间文化的小店主。约鲁巴族是尼日利亚第二大民族，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索因卡从小就受母亲的启示喜欢约鲁巴的哑剧、音乐和舞蹈。上学之后，他接受的是宗主国英国教会文化的教育。因此，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很早就在索因卡的心中扎根。1946年，他离开家乡到文化名城伊巴丹上中学。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伊巴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希腊文学和西方历史，课余从事演剧活动。1954年，他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求学，师从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乔治·威尔逊·奈特,专攻戏剧。

1957年大学毕业后，索因卡留在利兹，沉迷于当地的戏剧活动，并笔锋初试，创作剧本《发明》。剧本描述南非有人突发奇想，消溶所有黑人皮肤中的黑色素，使得黑人与白人难以区分。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非政府发现从此无人可以驱使，就组织科学家又恢复黑人的肤色。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反种族歧视色彩的讽刺剧，但上演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随后，索因卡前往伦敦，在皇家宫廷剧院当剧本审校、演员和导演。他逐渐拓展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运用所学的欧洲戏剧知识，结合约鲁巴民族传说和尼日利亚现实生活开始新的创作尝试。他以诗剧形式创作悲剧《沼泽地居民》(1958)，描写贫穷而愚昧的沼泽地农民遭受贪婪的宗教领袖的欺压。他还创作喜剧《雄狮和宝石》(1959)，谴责有的非洲人盲目追求现代化，摈弃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两个剧本先后在伦敦和伊巴丹演出，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一位才华横溢的非洲年轻剧作家就这样崭露头角。

1960年10月尼日利亚独立前夕，时刻关注着祖国命运的索因卡回到国内。他决心把在英国学到的戏剧知识和表演技巧，同非洲部族、宗教和节庆的演出活动结合起来，开拓新的戏剧创作道路。他一边创建由教师和公务员组成的“1960年面具剧团”，一边创作讽刺喜剧《裘罗教士的磨难》和诗剧《森林之舞》。前者讽刺西洋化的非洲本土教士裘罗靠欺诈致富。后者根据一个约鲁巴的古老传说，通过三个罪犯在林地与三个精灵相遇的故事，揭示自私、狡诈和贪婪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弊病，也是欧洲殖民主义者遗留给非洲的“精神遗产”。这个剧本是作者受命为庆祝国家独立而创作。但是，他在喜庆时刻拿出这样一个政治讽刺剧来献礼，不免有点煞风景。同样煞风景的是，此剧将约鲁巴传统的神话、舞蹈和音乐同欧洲现代主义的表演形式揉和在一起，半洋半土，有点不伦不类，难免引起争议。欧美戏剧界人士称赞他“将西方的实验主义同非洲的民俗传统巧妙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表现形式”。可是，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艺术界人士的看法却不同。“欧化派”认为，索因卡“将落后的非洲地方色彩用先进的欧洲现代艺术形式来表现，是对正在勃兴的现代戏剧艺术的破坏”。而“传统派”则认为，索因卡“不顾黑人文化的特性，硬将那些荒诞不经的西方戏剧形式硬套到非洲传统节日艺术头上，简直是对古老非洲艺术的亵渎”。

索因卡没有理会这些批评，继续进行探索。他坚信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的正确，矢志改造非洲古老的部族文化传统，同时将非洲从几百年来欧洲殖民主义文化遗产中解放出来。改造与解救的方法就是将欧洲的现代艺术形式同非洲的现实内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为非洲人接受，也能为欧洲人理解的新型戏剧艺术。

戏剧创作高潮迭起

索因卡一边在伊费、伊巴丹、拉各斯等尼日利亚大学教书，一边继续戏剧创作和演出。1964年，他将业余的面具剧团解散，创建专业的奥利逊剧团。他既创作和演出舞台剧，也创作和演出活报剧、广播剧、电视剧。他像当时的许多非洲知识分子一样，原以为国家独立后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问题却不断出现，他不免心生希望破灭之感。这种感受化为强烈的激愤之情，并总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反映出来。《强种》(1964)抨击非人道的迷信习俗。《孔其的收获》(1964)讥讽非洲新生的独裁者。《道路》(1965)表面上描写尼日利亚的道路崎岖，车祸横生，实际上暗示这个非洲国家社会动荡，政治生活险峻无常。《疯子与专家》(1970)则描写一个年轻医生在战时接受行刑训练，战后就将所学的残酷的行刑手法用到自己精神失常的父亲身上。一般认为，他总是借用盛行于欧洲的荒诞派戏剧手法，“以远离现实的方式来处理贴近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从而“取得传统现实主义手法难以取得的强烈而可怖的效果”。他的大多数剧作是愤怒中带有强烈的讥讽，清新中带有浓重的沉郁。剧中有诗，诗中有戏，他被称为“技艺高超的戏剧诗人”。

如果说1970年之前是索因卡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那么，1975年从国外流亡回来，他憋闷已久的激情又似火山般爆发，其戏剧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他针对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创作了不少穿插着音乐和歌曲的政治鼓动剧和近乎哑剧的时事讽刺剧，并组织大学生在各地巡回演出。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讽刺政治投机份子的《回家做窝》(1978)，描绘某些官员借大米进口和分配而大肆行窃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揭露某些官员在经管建设工程中贪赃枉法的《重点工程》(1983)。在舞台剧方面，他创作的《死神和国王的马夫》(1975)最为引人注目。此剧是根据发生在约鲁巴人聚聚区的一件真事写成。一个小王国的国王驾崩，其马夫根据传统习俗必须殉葬，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主子驾车。马夫的儿子虽然在国外接受现代教育，但无法与传统习俗对抗，只好自杀身死，以代父效命。这是落后社会习俗酿成的人间悲剧，观后令人心灵惊悚。所有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索因卡在使非洲传统戏剧同欧洲现代戏剧相融合方面取得成功。1986年，他因为“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笔触构建了当代戏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赞他说：“在您精妙的作品中，您将各种丰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炉。这些遗产来自您祖国古老的神话和悠久的历史，来自多彩的欧洲文学传统。”索因卡是第一位获得这一世界著名文学奖项的非洲作家，被誉为“英语非洲现代戏剧之父”。

索因卡并未就此止步。从1991年起，他又连续创作《天罚雅辛托斯》、《携爱从齐亚出发》等政治讽刺剧，猛烈抨击不久前发生在尼日利亚的政治丑闻。他在1994年创作的《赐福地区少年》，描述一天中发生在拉各斯街头小摊贩周围的诸多事件，揭示军人当政给下层民众带来的灾难，慨叹这些民众为生存而挣扎的悲苦。此后，他再次被迫流亡国外，戏剧创作遂又中断。直到近7年后的2001年，他连续创作《巴阿布国王》等几部剧作，显示他的文思仍非常敏锐，激情仍回荡在胸间。

多方面文艺才能展现

索因卡的主要成就虽然在戏剧创作，但他多才多艺，在文学的其他领域也身手不凡，成就斐然。

索因卡的小说作品不多，但却别具一格。据他说，他写小说纯属偶然。每当进入剧本写作状态，他身边总有人陪伴，边写边同陪伴者对话。可是，1965年，他有相当一段时间没人陪伴，有话要倾吐而无人倾听。于是，他就放弃写剧本而改写小说。他的第一本小说《译员》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完成的。这部小说描写一些留学英美的尼日利亚知识分子经常聚会，探讨昔日的部族传统和今日的欧化文化，对国家的未来深感忧虑。索因卡喜欢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和美国作家威廉姆·福克纳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仿效他们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对此，非洲书评界毁誉参半，誉之者认为索因卡出手不凡，对意识流手法运用纯熟;毁之者认为，此手法背离人们的阅读常理，非洲人根本读不懂。1973年，在流亡国外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又创作小说《反常季节》。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希腊神话同约鲁巴神话搀和在一起，用耸人听闻的笔触描述狱中的酷刑和谋杀的“病态现实”，对滥用权力和暴力的行为进行无情的鞭挞。谈到这篇小说创作的起因时，他曾说，两度遭监禁，终生难忘。每当提笔，就不由怒火中烧，激情难遏。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充满哲理之思，诗意之美，凸显了索因卡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

其实，索因卡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早在伊巴丹上大学时他就开始写诗。《移民》、《隔壁的邻居》是他最早发表的诗作。在英国留学时，他发表讽刺长诗《电话交谈》，通过一个非洲留学生同其英国房东关系的描述揭露种族歧视的罪恶。1967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伊丹尔及其他》出版。两年后，他描述两年铁窗生活的第二部诗集《狱中诗抄》面世。1972年，他将这部诗集加工和补充，又以《在地窖穿梭》为题出版，增加了描述内战和悼念战死者的内容。1988年，他出版诗集《曼德拉的大地及其他》，赞扬南非黑人领袖納尔逊·曼德拉为非洲的真正独立与解放做出的杰出贡献。此后，他又相继出版诗集《局外人》(1999)等诗集，满腹的激情与火辣的笔锋不见稍减。

索因卡为人关注的作品还有几部回忆录。《那人已死：狱中札记》(1971)记述他第一次入狱的悲惨生活。《阿凯：童年的记忆》(1981)记述他童年的经历。他目睹殖民主义的压迫，亲历母亲领导的妇女抗税斗争，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所生活的阿凯社区成为他终生难忘的“智慧的水池”、“政治的火炉”。《伊萨拉：父亲之旅》(1989)，记述他故去的父亲的经历以及家族对他成长的影响。他承认，英式教育和殖民环境对他早年的成长影响巨大。但是，他认为，从小就沉浸其中的约鲁巴民族文化永远是他的“思想之根和创作之源”。《伊巴丹：动乱的年代》(1994)，记述他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后十年间的经历。这是他学有所成的时期，是他政治上觉醒的时期，也是他开始显露文学才华的时期。《黎明必须出发》(2006)记述他的流亡生涯和铁窗生活，包括军政权对他的迫害以及友人和家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回忆录是作家成长过程的一份生动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尼日利亚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迄今七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索因卡还是国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他既能激情满怀地纵笔挥洒，也能冷静下来对艺术和人生作理性的思考。作为这种思考的产物，他在学校和社会上作了很多演讲，对媒体发表了很多谈话，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阐发自己的艺术主张，追溯这些主张的民族根源，论述自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吸纳和发挥。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美学原则同英美作家和其他非洲作家作比较研究。他提出对“欧洲中心思想”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他认为，欧洲长期以来总是威逼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国家，接受对欧洲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基本价值体系。现在，已实现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也应该实现文化独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评判非洲丰富多彩的文学和艺术。他坚持，非洲文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西方必须倾听记录这种特点的多种声音。所有这些看法都结集在《神话、文学和非洲世界》(1976)及《艺术、对话和暴行》(1988)这两部学术著作中。后来，他又出版《一个大陆的公开创痛：尼日利亚危机的个人诉说》(1996)、《记忆的重负》(1998)和《宽恕的缪斯》(1999)，进一步阐释非洲文学产生、发展以及受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迈克弗伦认为，这些著作是了解和研究索因卡文化艺术观的“不可或缺的导读文本”。

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士

索因卡不但在文学创作上“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还直接介入尼日利亚的政治活动，并遭到种种磨难。

索因卡把自己介入国家政治活动追溯到孩童时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参与了母亲领导的反对向妇女征税的斗争，初次尝试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训练”。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发起成立“反腐败求正义学生组织”，继续同殖民当局作斗争。尼日利亚独立后，他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军人政权。1965年，他指责大选有舞弊行为，被关押三个月。1967年7月，聚居在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族企图脱离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遭到北部豪萨族占主导地位的联邦政府的武力征讨，内战爆发。索因卡联合知识界人士反对内战，呼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联邦政府就此指责他支持比夫拉分离势力，将他逮捕，未经审讯关押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大部分时间被幽禁在一间不足四平方米的牢房中，患有眼疾得不到治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阅读，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他于是就构思小说和诗歌，用烟盒纸和卫生纸写下来，偷偷送出牢狱发表，在国际上引发援救他出狱的强烈呼声。

内战结束前夕的1969年10月，索因卡获释，到伊巴丹大学任教。他认为，虽然国家保持了统一，但内战中双方伤亡近百万人，社会与民族矛盾有增无减，“国家已病入膏肓”。他感到极度失望，就于1971年自行流亡国外。1975年，政府更迭，他回到国内，在伊费大学任教。但是，他很快发现，军人当政，任何事情都难以办成。要改变现状，只有靠“内部的群众运动”。他团结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反对军人统治、要求还政于民的斗争。 1993年6月，尼日利亚举行大选。索因卡又喜又忧，先喜后忧。喜的是，超越地区和部族的界限进行民主选举，军政权允诺“还政于民”。忧的是，投票结果尚未正式公布，军政权看到大势已去，就宣布大选无效。结果，另一位军人萨尼·阿巴查上台执政，宣布解散政府和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和群众集会。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抗议活动，索因卡积极参加。为此，军政府下令，不准他的剧作上演，不准他的新书出版，不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1994年11月，阿巴查亲自下达对他的逮捕令。他被迫连夜出逃，再次亡命国外。

在这次长达四年的政治流亡中，索因卡有时在欧洲，但大部分时间滞留在美国。他先后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埃默里艺术学院执教，讲授非洲戏剧和比较文学。在此期间，他时刻铭记自己的主要使命是揭露和反对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此，他发起成立“尼日利亚民族解放委员会”，利用自己的声誉到处发表演讲，呼吁各国对阿巴查军政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面制裁。军政权对他恨之入骨，于1997年3月以“叛国罪”将他缺席判处死刑。

1998年6月，阿巴查病亡。以阿布杜勒-萨拉姆·阿布巴卡尔为首的军政府宣布实行民族和解，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取消对索因卡和其他反对派人士的“叛国罪”指控。同年9月，阿布巴卡尔在纽约会见索因卡，劝说他回国。10月14日，流亡国外近四年的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受到同胞的热烈欢迎。他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的使命就是在尼日利亚实现稳定的民主。”

年近耄耋笔锋犹健

1999年2月，尼日利亚通过大选恢复民治。总统奥卢桑贡·奥桑巴乔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军政府时期破坏人权的行为。索因卡对此表示支持，经常到该委员会作证，要求政府向受害者或其家属道歉。就在听证的过程中，他搜集到大量创作素材，于2001年写出他的第19个舞台剧本《巴阿布国王》。

“巴阿布”一词来自尼日利亚北方流行的豪萨语，意谓“草包”。故事发生在某个虚构的非洲国家“谷阿图”。当政的军人珀提普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招致国人强烈不满。阴险狡诈的军队参谋长巴什见此，就在诡计多端的妻子鼓动下发动政变，取而代之。巴什宣称，他决不作军事独裁者，而是要“还政于民”。于是，他脱下军装，自封为国王，改名巴阿布。这位草包国王同样胡作非为，登基不久就招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下属军官趁他同妓女厮混之机，让他把毒药当春药吞下，当即暴亡。

了解尼日利亚政情的人一眼就看出，《巴阿布国王》是一部现实政治讽刺剧。珀提普影射从1985年8月到1993年8月执政八年之久的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将军，而巴阿布国王则暗指1993年11月登台执政的阿巴查将军。巴班吉达人还在，并有意重返政坛。阿巴查于1998年6月猝死。官方称，他死于突发心脏病。但传言说，他是在烟花巷服用过量伟哥、食用有毒苹果后暴死的。

索因卡亲自执导排演了这部政治讽刺剧，首场演出于这年的8月在拉各斯举行，获得成功。此后，他率团到尼日利亚其他城市和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演出。戏剧的现实政治内容和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引起人们极大的观赏兴趣，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他说，此剧是对昔日军政府欺压百姓的控诉，“也是对当今和今后统治者的警告”。剧评家一致认为，索因卡毕竟是一位剧作高手，年逾古稀仍宝刀不老。《巴阿布国王》成为他半个多世纪戏剧创作的高峰。

索因卡面对一片赞词则坦言，《巴阿布国王》实际上是套用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开荒诞派戏剧先河”的讽刺剧《乌布国王》的框架编写。乌布是一个自负又凶残的小学校长，在权欲的驱遣下居然爬上国王宝座，干尽各种无耻勾当。索因卡认为，尼日利亚独立后也出现过像法国那样的乌布，需要揭露他们，从而“使人们激愤起来，再也不能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人间恶行”，“再也不能让那种可笑的政治闹剧重演”。

继《巴阿布国王》之后，索因卡又出版诗集《撒马尔罕及其他我所知的市场》(2002)和回忆录《黎明必须出发》。同时，他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时评、杂感和文论。因此，“非洲文坛常青树”的赞词在各种媒体上频频出现。

目前，索因卡仍在尼日利亚和美国多所大学教授非洲文学和戏剧课程。同时，他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反对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也反对美国武装入侵伊拉克。他谴责伦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同时指责英国“在把英伦三岛变成培育宗教极端势力的温床”。他谴责卡扎菲长期掌控国家权柄不松手，但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他积极调解尼日利亚政府同一些少数部族的矛盾，也批评政府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从事现代化，谴责某些政治精英掠夺国家的石油财富，使广大民众日益贫困化。他于2010年9月发起建立“人民联邦民主阵线”，并自任主席。他表示，此举的目的不是想当政，而是建立一个平台，进行“一种政治试验”，以便唤醒民众，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建立一个真正为民众办事的政府。因此，有人称他为尼日利亚的“政治良知”，有人则认为他的举动“带有虚幻色彩”，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索因卡虽然有时被称为“具有相当能量的政治活动家”，但他本质上是一介文人。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不少评论家称赞他“在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约鲁巴人的信仰、典仪、格言和历史的时候，他实际上已成为整个非洲文化的代言人”。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则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在传达某种信息，但我确实在通过自己的笔墨，尽力改变那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经常被人称为“关注政治的艺术家”。

(作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