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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非洲部族主义对政治的影响
张宏明
发表时间:2013-01-22 15:14 来源:国际网
西方对非洲的“奴隶贸易”打乱了非洲国家民族一体化的进程,而“殖民化”则中断了这一进程。虽然二战之后,非洲国家纷纷摆脱原宗主国的直接控制而宣告独立,但基于血缘、地域、宗教及文化基础的部族主义导致缺乏民族一体化的非洲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与国家内外部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内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这两大矛盾贯穿着整个独立后非洲大陆的历史,影响着非洲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政体建设、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涉及到民众核心利益的问题。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的特殊性,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始终同时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双重任务;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民族国家建设先于民主政治建设,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及政治发展的潮流却迫使其将两者同步进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实践表明,部族因素,即部族意识或部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取向这两个方面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两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连带关系。这亦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所在,并注定了其政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曲折性与漫长性。

一、部族意识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基础

作为观念形态的部族意识或部族主义,是随着部族的孕育和部族关系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部族意识或部族主义之所以成为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由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因素使然。

毋庸讳言,早在与外部世界接触前,非洲就存在部族矛盾和族际冲突;非洲政治生活中的部族因素,根植于传统社会结构。虽然部族意识的生成与部族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非洲部族际关系的紧张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如果说非洲大陆民族过程的“自然”进程因奴隶贸易而被打乱的话,那么,殖民化则使这一民族过程中断并使之复杂化。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入侵和殖民征服导致非洲大陆原来的一些较大的酋长国、王国和帝国的解体,从而使得生活在上述疆城内的居民“重新部族化”;另一方面,当柏林会议确认了非洲的“巴尔干化”和剥夺非洲主权的原则之后,殖民分割和殖民统治以制度化的形式打破了非洲大陆原有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殖民地的政治边界穿过并割裂了长期形成的部族、王国或帝国的属民及其疆域,从而造成了独立后非洲国家民族结构和秩序的紊乱;其后果,导致非洲大陆现代意义的国家先于民族而产生。民族与国家在时序上的倒置和逆向发展给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种下了无尽的祸根和隐患,使多数非洲国家自独立伊始就一直经历着民族意识的危机。

由于非洲大陆国家形成的特殊性,反映在国家的民族结构上,绝大多数国家系多族体或复合族体国家,即在一国之内并存着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由殖民化所人为造成的后果,到了非洲国家独立后便成为一种既存的客观现实。部族矛盾、部族意识或部族主义便根植于一国内部不同族体间的关系之中,产生于它们对各种资源争夺的斗争之中。

非洲国家的部族意识之所以根深蒂固,与其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及基于宗教认同的社会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在非洲国家多为多宗教信仰或复合宗教信仰国家,除了传统宗教外,还有外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为重要的是,在多数情况下,非洲国家的部族成员与宗教信众在人员构成是基本相吻合的。站在民族宗教学的视角,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实际上也即宗教信仰的地方性属性或特征;后者是孕生部族意识或部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在于,宗教不仅是非洲特定社会群体所信奉的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信奉这一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实体。宗教的社会功能之一就在于其认同功能,它为非洲国家的各个社会群体提供了一种聚合力和归属感,起到了强化群体意识的作用。这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或族群特征的宗教认同虽然增强了各个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但如果过于极端,亦会造成不同宗教集团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分裂。在非洲,即便是传统宗教,其信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在一国内部,其地域或地方性特征亦十分明显。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都是建立在“神人同族”的实有的或假想的亲缘关系基础上的,正所谓神灵不接受异族的祭祀,民众也不祭祀异族的神灵。换言之,由于同一部族的人多信奉相同的传统宗教;于是,这种基于宗教认同的观念便往往转化为部族意识。传统宗教正是通过宗教自我意识与部族意识的融合,及通过借助以部族为依托而建立的政党的方式和途径介入和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

另则,非洲国家内部的各个族体规模大小不等,其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掌控程度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必然会反映到族际关系中,进而导致不同族体间的利益摩擦,由此产生的对抗情绪无论发生在哪一个层面,都将对整个族际关系产生影响。与上述客观现实相对应的则是人为的操弄,即非洲国家政府特别是当权者在处理族际利益关系及国家利益与族体利益中的政策偏差或方法失当所致。

二、部族主义的政治内涵与表现形态

在挣脱了欧洲殖民统治枷锁的束缚后,非洲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开始从“种族舞台”转向“部族舞台”。随之,基于文化认同的部族意识有感于共同利益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趋于表面化。在许多非洲国家的社会内部,各个部族或地方利益集团日益增长的对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社会福利“配额”的争夺进一步强化了部族的自我意识。部族主义由此被注入了新政治内涵:部族主义不仅存在于不同部族之间的族际利益冲突中;而且也并存于部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后者反映在观念形态即是部族意识与民族意识,或部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从对非洲国家独立后部族主义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部族主义的现实根源主要在于一国内部的各个部族之间及部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存在的客观差别,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各个部族都试图在最大限度地维护本部族既得利益不被侵犯的前提下,进而不惜以牺牲其他部族的利益为代价或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地为本部族谋取更多的权益。因此,从上述两组利益关系的角度来透视部族主义的内涵,其实质就是“部族自我中心主义”,也即“部族利己主义”在意识与行为上的综合表现。

尽管部族主义从本质上看都带有排他性的利己主义的特征,但其具体表现形态却又存在差别。概言之,部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其一是部族沙文主义;其二是部族保护主义;其三是部族分离主义。后者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要求从一国之内分离出去成立独立国家;一种是要求组建跨界(国)的独立国家。以上仅仅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这复杂的多;不仅同一国家兼有上述几种部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就是同一部族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也兼有一种以上的形态;非洲国家部族问题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一般而言,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取决于一国之内的族体结构及其力量对比;中央政府特别是当权者的政策或态度;部族统治阶层的意向;以及外部刺激的方式、程度和性质等诸多因素,也可以说是上述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虽然从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部族主义因素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但是,如果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过程描述成部族竞争或部族主义泛滥的过程,那无疑是片面的,并将由此陷入误区。诚然,部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非洲国家带有普遍性,不过,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现状却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部族主义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另则,由于非洲大陆国家众多,国情各异,部族主义不仅在各个国家 ,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反应程度和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其对各国政治发展影响的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部族主义因素对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

站在民族政治学的视角,民族国家建设始终是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指向,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却每每受到部族主义因素的干扰和挑战。在许多非洲国家,部族间的不和、对立、冲突或仇杀,以及部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由引而此发的内乱甚或内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非洲各国政府。具体来说,部族主义因素对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同时并存的层面。

其一,部族主义使非洲国家的社会处于分裂不和状态,从而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独立以来,对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努力构成威胁的内部因素首先来自以部族为基础的地方利益集团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有些非洲国家,部族与部族、部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摩擦虽未演变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但是各个部族为维系其既得权益或为攫取更多的潜在利益的明争暗斗却不曾止息过,它们都试图控制国家机器,以便实现本部族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国家甚至为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旷日持久的内战。如在乍得和苏丹,北方游牧部族与南方农耕部族之间的“南北战争”;在卢旺达和布隆迪,胡图族同图亚族之间发生的部族仇杀;此外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索马里等国发生的内战也都程度不同地潜含有部族主义因素。在更多的非洲国家,虽未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流血冲突,但部族矛盾和族际关系也十分尖锐和紧张。如在几内亚、多哥、刚果、肯尼亚、加纳等国,部族主义因素始终是一种迟滞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甚至就连种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非,部族关系也依然不协调。由此可见,部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就其对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进程的危害而言,它们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在性质上并无二致。

其二,部族主义削弱了非洲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从而导致了政局的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政变频发,成为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这仅仅是非洲国家政权地位脆弱和政局动荡不稳的表象或结果,其深层原因则在于非洲国家内部异质性的社会结构。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权地位之所以脆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内部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多样性及其彼此间冲突所致。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合法性原则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主要是在传统权威与法理权威这两者之间进行的。而这两者的冲突反映在观念形态实质上即是部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是这两者利益的对立、冲突,导致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事实上,政治合法性危机不为非洲国家独有。而在非洲国家之所以表现得突出并带有普遍性,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处在从传统的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换言之,系由其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或异质性所导致的民族一体化程度低所致。

从上文对部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危害的分析中不难看到,实现在文化整合基础上的民族一体化进程仍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所普遍面临的严峻而迫切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其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构建民族国家所必备的要素;同时也是非洲国家实现政治发展的条件和要求。

四、部族主义对非洲国家政治制度取向的影响

部族主义因素对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反映在政治制度的选择或取向上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部族主义是导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久即由以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议会民主政体改行以一党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部族主义是促使多数非洲国家在民主政体的政权架构特别是权力配置上择定“总统制多党制”的重要因素。

(一)部族主义因素是非洲国家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的重要理由

非洲国家在独立初期普遍实行以多党制为特征的议会民主政体。但这种政治模式并非是其自觉自愿的选择,而系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政治安排。但鉴于多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很快便被多数国家相继舍弃。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非洲国家政治体制演化的趋势是权力的日益集中。在民族政治学的视野中,非洲国家选择集权政体与否定民主政体的理由几乎是相同的。

首先是基于对政党政治演化为部族政治的担忧或事实。由于非洲国家多系复合族体的部族社会国家,民众的国家意识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其政治效忠往往是建立在对本族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因而在这种既存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其结果往往是部族势力与政党相结合,部族成为政党的社会依托,政党充当部族的政治代言人,这对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无疑是有害的。另则,以部族为依托的政党政治极易在体制和思想上造成混乱,并存有各个政党围绕其所赖以依托的部族或地域各自为政的潜在危险。据此,非洲国家领导人担心,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导致部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制度化,进而形成中央政令不畅、部族或地方政治割据的复杂局面。事实上,上述担忧在一些非洲国家已经成为现实。

其二是鉴于多党纷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惨痛教训。在独立初期的许多非洲国家,由于人为的操弄,多党制往往成为激发部族意识、恶化族际关系的酵母。部族间的不和、对立、冲突和仇杀,以及部族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一方面使非洲国家的社会处于分裂不和状态;另一方面加剧了宪政权力与传统权威之间的矛盾,对非洲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从而危及政局的稳定。此外,多党纷争所激化的部族矛盾、特别是部族分离主义情绪常常使一些非洲国家陷入内乱甚至内战的厄运,并每每成为外部势力进行政治干涉或军事卷入的口实,从而损害了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

其三是基于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之考虑。在复合族体国家,国家的政治生活必然介入族际关系因素。以部族为依托的各个政党都试图最大限度地为本部族谋取更多的权益以换取本部族成员的政治支持;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国家对有限的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则,在非洲国家领导人看来,在多党制下,部族与部族、部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致使政府和议会将主要精力耗费在处理由此而引发的党派纷争的日常事务中,无法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一党制则能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各种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合理开发、调配和利用各类资源,以实施国家的发展计划并使国家迅速摆脱不发达状态。

正是基于上述担忧或考虑,促使选择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的非洲国家相继放弃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转而实行以一党制为特征的集权政体。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主要是由于部族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民族意识危机,促使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久相继改行以一党制为主要特征的集权政体;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一党制濒临崩溃之时,其实践结果却未尽如人意。它既未能消除部族主义因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未能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原因在于一党制与部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由双重矛盾构成:一方面,部族主义是促成实行一党的重要原因,但是部族主义的存在及其作用的结果又使一党制图有虚名;另一方面,实行一党制虽旨在消除部族主义,但是当权者为强化其个人统治地位又往往利用部族主义。

在一党制下,非洲国家领导人处理部族问题的方法或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口惠而实不至,以反部族主义之名行部族主义之实,即实行“反部族主义的部族主义”政策;对不同部族厚此薄彼,特别在各级干部的任用上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根据部族属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一种是在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奉行部族平衡政策,在政府、议会、政党、军队等机构的干部配备上实行部族比例代表制,尽量照顾到各个部族的利益。在上述两种方法或态度中,前者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危害自不待言,即便是后者也只能起到缓和部族矛盾的作用。因为部族平衡政策本身就是部族主义因素使然,尽管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族际关系,但与此同时它又强化了各个部族的自我意识。诚然,就政治制度取向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而言,以一党制为主要特征的集权政体确实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和偿试;但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条件,特别是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作基础,其作用毕竟有限。

(二)部族主义因素对非洲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取向的影响

冷战终结后,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党制度的变革则又是这次非洲政治变革的核心内容;其要旨是以多党制为特征的竞争性的民主政体取代以一党制、军政权、个人统治为特征的集权政体。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通过修宪立宪在法律上确立了多党民主政体的合法地位。伴随党禁的开放,非洲国家所固有的部族主义痼疾在多党民主这一适宜的气候中又重新得到复苏和繁衍。政党林立并在组织上以部族为依托已成为非洲国家“多党民主”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尽管在党禁开放之前,各国政府为避免重蹈“部族政治”之覆辙,通过修改宪法或颁布政党法等手段,对政党的组织条件和活动原则做出了种种专门的法律限制。诸如许多国家的宪法或政党法规定:各政党必须是全国性的政党,而不得以部族、地区、宗教、语言集团、肤色、职业或性别等为基础组建政党;所有政党必须坚持遵守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任何政党都不得以武力或其他手段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等。然而在非洲国家既存的社会条件下,政党的组织基础或社会依托依然难以摆脱部族主义的藩篱。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非洲国家异质性的社会结构,虽然多数国家独立已达数十年之久,但其社会结构的横向分层依然不明显,多党制脱胎于这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其社会的烙印。其二,在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涌现的政党多是在短时间内仓促组成的,往往在短时期内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党注册成立;组建政党的目的又多是为了分享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各政党除了在本部族谋求政治支持外,似乎没有更便捷的途径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非洲国家执政当局纷纷抵制多党制的原因之一。

目前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已在非洲国家普遍确立,但是从性质和结果上看,非洲国家的民主政体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非洲国家的民主政体仍处在演化之中,尚未完全定型,但目前的迹象足以证实,非洲国家并未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比较研究显示,除了佛得角之外,在此次民主化进程中确立多党民主政体的非洲国家既没有效仿法国式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多党制”,也没有照搬意大利式的“议会制多党制”,同样也没有移植德国的“门槛条款”,对政党进入议会附加限制条件。

非洲国家现行的多党民主政体,虽然有“一党政府、多党议会”、“一党主政、多党参政”、“多党执政联盟”或“多党联合执政”等几种不同的类型;但上述类型又都属于以行政主导的“总统制多党制”的范畴,相对于“议会制多党制”,其特点是突出和强化总统的权威。在这种政体下,政党执政的标志不是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占据总统职位;政府的组成或更迭亦不取决于议会选举,而取决于总统选举或总统抉择。由此可见,在民主政体的选择问题上,非洲国家没有简单地邯郸学步,而是依据各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

非洲国家之所以普遍选择实行“总统制多党制”作为民主政体的政府形式,系由下列因素使然:其一是能满足非洲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对于“议会制多党制”而言,“总统制多党制”的优势是有利于增强政府的稳定性和政府施政的连续性;其二是与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统制多党制”这种在民主化大环境下的“权威主义”是与集权政体最贴近的一种政府形式,也是目前民主化条件下能够做出的维护政府权威的最佳选择;其三是适应目前非洲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非洲国家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还十分短暂,从总体上说,目前非洲国家的政党政治还十分稚嫩,尚无力驾驭“议会制多党制”。

综上所述,非洲国家之所以普遍选择实行“总统制多党制”主要是基于非洲国家政党过多,且多以部族为依托这一政治现实。在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由于受到部族、地区、宗派利益及个人私欲的驱使,政客们的立场往往游离不定;政党分化组合频仍导致党派地位起伏不定,政党格局及其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另则,在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施政时常受到政党政治的干扰,特别是在反对派控制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政党政治不仅牵扯政府大量的精力,而且会对政府的正常运作形成掣肘,加大政府施政难度,影响行政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权力本身再频繁出现危机,则政府施政便会陷入困境,进而危及政局的稳定。惟其如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客亦不讳言,部族主义因素使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发生了变异这一现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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