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使我彻夜难眠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同一些外国朋友以及我国驻外大使，正在黄山与当地领导探讨开展友好城市和扩大贸易往来的可能性，并欣赏那里诱人的初春景色，忽然接到外交部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我说，斯里兰卡(一九七二年以前叫“锡兰”)总统库马拉通加提出，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希望能有机会见到我，现已安排在二十二日中午，要我及时赶回北京。

这时已是二十日夜里，我只好收拾行装准备次日回去。提前离开我深深爱着的故乡黄山，确是一件憾事;但能见到我个人有着特殊经历和感情的友好国家的总统，也真是一大快事和荣幸。

二十二年了，她怎么还能记得我这个很普通的外交官?!

一个电话，引起我很多的回忆和感慨。我一向是个很容易入睡的人，几乎是落枕就着。可是这一晚我彻夜难眠。我不禁想起我同初婚不久的妻子第一次到达锡兰的情景;想起女总统的父亲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如何倒下去的;想起她母亲班达拉奈克夫人如何毅然走出厨房从政;想起周总理和宋庆龄同她父母的友谊;想起我国佛牙在锡兰受到欢迎的动人场面;想起“格瓦拉叛乱”曾经带来的困扰;想起我妻子陈依弥同她母亲的亲密关系以及后来不幸逝世于斯里兰卡的悲伤情景······

这一幕一幕，一点一滴都凝聚着中斯两国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反映着我们夫妇个人同库玛拉通加总统及其家族的情缘。

一开始就沉浸在友谊之中

我和陈依弥同志结婚不久，便被调往筹建驻锡兰使馆的工作。一九五七年五月，我们作为第一批外交官，随同我国首任驻锡兰大使张灿明，经香港乘“维多利亚号”游轮，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我们外交工作的处女地。

锡兰的风光着实迷人，但锡兰人民向我们展示的两大朵历史性的友谊之花更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忘记了将近九天的漫长旅程带来的疲劳。

从港口码头到我们的临时驻地，不断看到锡兰老百姓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非常简单朴实的语言，连声欢呼：“周恩来!”“中国大米!”我们因熟悉情况，也伸出大拇指呼应说：“班达拉奈克!”“锡兰橡胶!”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库玛拉通加总统的父亲。他一九五六年出任总理后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改变了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怀疑和不友好的态度。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五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他的邀请访问锡兰。二月五日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遵守并促进实施万隆会议关于各国共处和合作的各项原则;反对敌对性军事集团，支持裁军;加强亚非国家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主张国际争端应通过相互谅解和和平谈判求得解决;支持埃及和西亚地区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反对强权政治的延续和强国填补真空。访问结束后，二月七日中锡两国正式宣布建交。从此，两国关系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访问期间，给群众的印象最深、后来传为佳话的的是，周总理在庆祝锡兰独立九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忽然下起大雨来。出于友好的爱护，工作人员立即为周总理撑起了伞，但周总理婉言拒绝了，说数万群众听他讲话，遇大雨而不散，几乎都没用伞，他不忍心独享特殊待遇。见此情景，在场的锡兰领导人和会场有伞的群众也都把伞收了起来，群众情绪立即高涨，很多人欢呼：“周恩来，伟大!”“周恩来，真了不起!”我们正是在这一百天之后到达锡兰的。锡兰人民不断伸出大拇指欢呼“周恩来”，把周总理和班达拉奈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想，除了政治上肯定他们对两国友好关系的伟大贡献外，显然也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中国大米”和“锡兰橡胶”在锡兰是有口皆碑的事。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九五二年(当时两国还未建交)，锡兰政府冒着很大风险，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毅然同我国签定了大米与橡胶易货贸易协定，大大缓解了我国的燃眉之急。我国也以优惠价格及时向锡兰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大米。“患难见真知”。此后，长年累月，大米和橡胶一直紧紧地把两国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心联系在一起，为两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人称颂。

以上这两个真实的故事，犹如两朵友谊之花，盛开在五十年代冷战和地区热战交织以及反帝、反殖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它是开不败的，永远激励着两国人民友好互助，情同手足。正是由于这两朵鲜花的开放，我们一踏上锡兰国土，就沉浸在友谊之中，很多事办起来都比较顺利。我们的大使破格提前呈交了国书，我们的馆址和住处很快得到了解决。连我们孩子在首都一家医院诞生后也倍受欢迎和照顾，医生和护士都主动打电话到使馆祝贺，说锡兰又增添了一个“中国小朋友”。为了纪念我们在锡兰的工作、生活和友谊，几年后我们就把新诞生的女儿取名为兰涛。

历史的讽刺与悲剧

一九五九年九月，我国武汉杂技团首访锡兰，我作为联络兼翻译，全程陪同。杂技团精湛的表演艺术，特别是著名演员夏菊花的咬花柔软体操表演轰动了全岛，吸引着千万观众，场场暴满。锡兰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