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首先弄清情况。对方好象也明白了，说“我等着阁下的回音”，随即告辞。

客人一走，马大使立即指令我上船了解情况。这时已是晚上八点了，不断听到外面传来零星的枪声。夜间登船，而且要经过港口重地，委实危险。但事情迫在眉睫，哪能顾及个人的安危!应我的要求，使馆开了公函，并让我随身带了红皮护照前往，以便“内交”时核实身份。

还是司机老夏开车。一路还算顺利。最后路经警察总部所在的大街时，忽闻要求停车声。老夏徐徐停车，一个警官和随从端着冲锋枪立刻冲到我们车旁，责问我们为何迟迟才停车。我汲取前一天机场路上的经验，首先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有紧急公务要到港口去，因司机不懂当地话，听我翻译后才刹车，所以耽误了几秒钟。对方见我言之有理，未再纠缠，但警告说，你们这样很危险，这是非常时期，万一我开枪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讲完这番话后，他当即放行。

几分钟后我便到了港务局，找该局的一个朋友帮我办登船手续。但他告诉我，我要去的那条巨轮二十五分钟前已离开港口开往非洲了。

我真是喜出望外，但我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敢立即向大使报告，否则将铸成大错。于是，我要求同海军司令部联系，查询这条船的下落。海军值班军官证实，确有一条万吨级中国货轮在半小时前离港。我据此立即向马大使做了报告。他听后如释重负，马上让翻译通知伊某，我船已离斯，他实在爱莫能助。

第二天，当地个别报纸歪曲事实，硬说什么我国有条船满载给格瓦拉分子的武器悄悄到了斯里兰卡港口，企图挑拨两国友好关系。

使馆根据国内通报的情况据理驳斥，指出，为了对付海盗和台湾蒋帮的袭击，我货轮上确有少量自卫武器，这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在我船停泊斯里兰卡港口期间已向斯有关当局做了报告。至于在停泊期间，是否封存这些极少量的自卫武器，完全由经停港口有关当局自定。斯方出于对我国的信任，未予封存。某些报纸的报道纯属别有用心。

一场虚惊就这样突然发生，又偶然结束了。

周总理一语破迷惘

第一天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而且朋友们敢上使馆门的也很少了。全馆同志都感到紧张和茫然。第二天，某社会主义国家因涉嫌支持“格瓦拉运动”被限令三天内撤馆。社会上流传很多谣言，有的诬蔑我国给“格瓦拉运动”提供了武器，说“下一个该轮到关闭中国大使馆了”。

接着，斯里兰卡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使馆来往邮件全部被拆封，工人宿舍和新华社驻地受到搜查，连我援助建设班达拉奈克大厦的物资也都被一一检查。全馆同志和我援斯人员对斯方上述行为十分不理解，感到困惑和愤慨，甚至怀疑班夫人要改变对我国的友好政策。有的青年翻译面对印度洋流泪，长叹“帮错了人”，说班夫人“太不够朋友”、“以怨报德”。

正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并很明确地对他说，班夫人很聪明嘛，这是明智之举，几次检查，发现中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

消息传来，全馆同志如久旱逢甘露，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无不钦佩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着令人叹服的外交才能和艺术，用不平常的语言和风度解决了按常规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问题。这也表明，周总理由于同班夫人多次会见，交往比较频繁，了解甚深，知道她对我国的深厚友谊，不会做出有损两国关系的事。

后来，周总理又指示马子卿大使通过班夫人身边人(她弟弟)向她传话说，我国目前正在清查“5·16分子”，如果班夫人政府发现我们使馆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这更是棋高一着，以退为进，英明果断。面对事实，面对这种坦诚而有力的外交，班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能钦佩。右派的嘴当然是被封住了。

一场风暴终于过去了，我们也闯过了好几道难关。班夫人巩固了她的领导地位，两国关系又重新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难忘的岁月和人生悲剧

我同陈依弥先后在锡兰工作了将近十年。第一次是1957年至1961年。当时我们还只是二十级和十八级的科员(她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简直是个万金油，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充当政务参赞姚登山的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跑外勤。工作虽忙，但在任四年，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并学习僧加罗语。简直像是在度蜜月一般。我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在使馆出生的。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我们在野生动物园近处看到过漂亮的母豹，以及在落日余晖中两个大象家庭在湖边聚会、戏水和亲吻的场面，我们夫妻双双骑上大象，漫步在原野上。我们到过有周总理和铁托总统等名人种过纪念树的亚洲最大的佩瑞黛尼亚植物园。我们看过全世界佛教徒都十分向往的佛牙。我们还沿着周总理的足迹爬上了西格丽亚石峰，眺望锡兰“三园”美景--茶园、橡胶园和椰子园，层层叠叠，各具特色，令人向往。后来，我们还利用假日，到绿色地毯一般的大茶园小住数日，领略了那里茶叶的芳香，品尝了世界上最好的红茶。我们还到过世界有名的军事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