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可马里，看望过那里的情人石。据说，锡兰一对恋人正是在此投海殉情的。我们热烈拥抱在情人石上，体验着时代的幸运和幸福--那梁祝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当人们生活在幸福和紧张的工作中，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在锡兰一晃就是四年多。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以及“自然灾害”好像箭也似地从我们身边飞过。我们感到了，也受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没有亲身经历。1961年夏天，我带着大儿子朝华(那时他还不到四岁)，经香港回国。不久，陈依弥也奉调带着女儿兰涛赶回国，转赴瑞士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小别”。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曾有一个盛大联欢庆祝晚会。我渴望着能一起去共享欢乐，但望眼欲穿，始终没有收到请柬。联欢过程中，依弥有幸同周总理跳了一个华尔兹。在跳舞时，周总理问她：“你爱人来了吗?”她说“没有”。周总理说：“这太不平等了。为什么男同志可以带妻子，女同志却不可以带丈夫呢?”我后来听了，深感周总理说得好，又觉得有关部门的安排实在可笑。

1964年，陈依弥作为翻译和生活秘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访问期间，多次同班夫人接触，为我们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1970年底，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极“左”思潮汹涌澎湃。这时候，我驻锡兰使馆一个外交部的干部也没有了，临时代办是兄弟单位的外行，公务员也做了党委委员，掌握着使馆的大权。国庆招待会时，使馆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亮晶晶的几个大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引起驻在国强烈反应。周总理闻报后很是生气，批评说，这么一个重要的大使馆，一个外交部的外交官都没有，你们怎么放心得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火速派经验丰富的杨正凡参赞去任代办。我们夫妇因熟悉锡兰情况，也被选派去做杨的助手，并于1971年初上任。当时，我担任调研室主任，她负责交际礼宾兼使馆领导的重要问题翻译，还负责处理军事援助问题。我们密切合作，广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同班夫人家族建立了非常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已进入中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政治上也比较趋于成熟。我们生活和工作得很和谐，努力为使馆纠正极“左”思潮，开创对斯里兰卡关系新局面做了大量具体和细致的工作。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二十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机会难得。我们带着大儿子朝华第一次回到了家乡南陵县，登上了黄山，观看日出。游览西湖，走过长长的苏堤和白堤，观赏三潭映月，然后回到北京，一家五人(这时老三也已十一岁)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这时候，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她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我们好象是在度“第二个蜜月”，有着丰硕果实的秋天。这时候，对某些人来说，正是“火箭上升”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羡慕我们“小土豆的地位”，但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羡慕我们的恩爱和和谐。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黄山归来后不到一个月，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发生了。

12月12日，在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一量体温，已不发烧，她虽然感到体弱和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班夫人还派了她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也即回到使馆十八个小时后与世长辞，与我永别。一句话也没留下来。

这一出乎意料的打击使我伤心至极，茫然若痴，卧床一个多礼拜，处于半昏迷状态。睡梦中，我们夫妻双双，一会儿来到朝鲜松岳山下的泉水边，一会儿拥抱在情人石上;一会儿又在印度洋的海滩上嬉戏。我看到她同宋庆龄和班夫人交谈，在同周总理跳舞，在给孩子们写信……后来逐渐清醒，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决定把她的部分骨灰埋葬在科伦坡，并同意以大使馆名义为她立了碑，以示永恒纪念。

寄托哀思的鲜花

依弥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出，惊动了很多朋友和驻在国领导。斯里兰卡总统急电向我慰问。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日也来唁电表示“深感悲痛和难过”，并称赞陈依弥的纯朴以及生前对她本人的友谊。斯贸易部长、陆军司令和海军参谋长等各界政要一百多人也前来吊唁。使我最难忘的是，在向遗体告别时，一向活泼的钱德里卡小组(即库马拉通加)迈着沉重的步子，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她说，她是代表她母亲班夫人来的，紧握着我的手。她没有流泪，但从她的面部表情不难看出，她为我失去亲人而分担着我那极度的悲伤。

当时我妻子只是二等秘书，斯政府如此破格吊唁，充分反映了两国关系情深谊重，也是陈依弥个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她当时是班夫人家中的常客和“没有军衔的女武官”，同军方关系也非常密切。对她的哀悼，实际上也有相当程度的感情因素。

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