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竞相追踪报道和评论。锡兰群众虽不狂，但好似已醉，每天排队买票的队伍总是长长的，络绎不绝。

正在这十分欢乐和“等待下一场表演”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忽然晴天霹雳，传来意想不到的噩耗：班达拉奈克总理被一个大和尚枪击，身中数弹，生命垂危，医院正在抢救。

班达拉奈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遇高僧，他总是要行九十度以上的朝拜礼或跪拜礼，以示尊重。这一天，正当他行朝拜礼抬身时，被朝拜的大和尚在近距离从黄袍袈裟内开枪，向他胸部连击，班达拉奈克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在医院经紧急抢救无效，班达拉奈克于次日与世长辞。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佛祖的忠实信徒竟然被佛祖的“代表”--一个高僧杀害了，而且是选择在朝拜后者的时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和悲剧。

其实，事件并非出自偶然。它是有明显政治背景的，是有预谋的。

班达拉奈克出身于名门贵族，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获伦敦内殿法学会高级律师资格，曾在英国殖民政府当过部长。他早在留学英国期间，就开始表现出爱国主义热忱。据传，他为表示反殖民主义的决心，曾当众焚烧了他身上穿的西装，改穿民族服装。他出任总理后，一改过去政府亲英政策，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与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政策，把外国人的橡胶园和茶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撤除英国在锡兰的军事基地。英国和亲英势力视他为“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切有普通常识的人都知道，宗教徒可能是一片赤诚，但宗教势力同社会经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也不可能同政治无缘，少数宗教界败类也可能被收买而干出不可告人的可耻勾当。班达拉奈克被暗杀的悲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我当时是使馆的一名职员，主要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见到班达拉奈克的机会不多，但工作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把我同他这位锡兰的爱国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被刺身亡以前不久，我曾有幸在总理府花园(TEMPLE TREE)见到他一面。当时铁托总统来访，班达拉奈克为他举行盛大招待会。我作为张大使的翻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颇有一点兴奋。但更令我神往的是周总理的新朋友--班达拉奈克本人。他身材瘦弱、矮小，双目炯炯有神，语言简练，明快;动作敏捷，果断，对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同张大使谈话时十分强调与周总理的友谊，以及他对新中国的敬仰，说他邀请铁托访问表明，锡兰一定要走不结盟的道路，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想到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锡兰伟大的爱国者。也没想到，后来他的妻子和女儿先后做了总理和总统，我同他的家族中很多成员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两国关系也发展得更快、更好。

为了对班达拉奈克被害表示沉痛的哀悼，杂技表演全部停止了，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也取消了。班达拉奈克安葬的那一天，我们大使馆很多同志也都不禁洒下了同情的眼泪。

班夫人走出厨房，毅然从政

一个伟人倒了下去，另一个更坚强的女人站了起来。

西里玛沃·班达拉奈克(我们内部亲热地称她为“班夫人”)原是大家闺秀和家庭妇女，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曾担任过锡兰妇女协会主席。她丈夫被害后，在全国人民广泛要求和支持下，毅然决定走出厨房从政。一九六0年五月出任自由党主席，七月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她随即出任总理，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五年至七0年她担任反对党领袖。一九七0年她再次出任总理，直到一九七七年。

执政期间，班夫人继承夫志，但又不拘一格。在内政外交以及同我国关系方面都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对内，她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对英国种植园和英、美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同时，开展粮食生产运动，争取国家粮食自给自足。为此，她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土地限额，自己率先交出了三千英亩土地。

对外，她坚决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先后五次参加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同铁托、纳赛尔等领导人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对不结盟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明确批评美国，要求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侵略，反对美国扩建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拒绝《美国之音》在锡兰建立转播站。她虽赞扬前苏联的经援，但对其扩张政策也表示不满，曾谴责苏联侵略捷克。她拒不执行两国渔业协定，私下对人说，苏联不是要来捕鱼，而是要来“混水摸鱼”。她坚决废除了殖民主义宪法，成立了共和国，结束了同英国的自治领关系。

在她两次执政期间，同我国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她先后三次访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还有宋庆龄副委员长，一九六四年也先后访问锡兰。班夫人非常尊敬和钦佩周总理。她多次称赞我国对锡兰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上的照顾。对我国援建班达拉奈克大厦尤为感谢，称它是“从中国获得援助、同情、谅解的无与伦比的范例”。她一九七二年访华后，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的了解和信赖，回国后多次谈要学习中国自力更生精神和建设国家的经验。她还说，中斯关系是“友好合作的范例，国与国关系的榜样。”

在班夫人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次访华期间，我妻子陈依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