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和决心

1974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祖国同胞合家团聚的除夕，怀着极度的悲伤和不知如何面对子女和岳母的内疚，带着依弥的另一部分骨灰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我思绪万千，生平第一次感到好象生活失去了目标，不知今后怎么活下去。我们相依二十年，半个月前她还恋在我的身边，说着悄悄话，一往情深，而今却忽然“化蝶而去”，留下冷灰一盒默默与我同机而行。人们常说，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什么又要成了眷属的有情人过早地分离?!我们才四十几岁啊!我禁不住自己的眼泪，但为了不惊动邻座乘客，只能掩面饮泣，倍感心酸。

依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50年入外交部，曾两次入朝参加军事停战谈判和军停会的翻译及速记工作，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曾任翻译室英文组组长，在部内小有名气，人缘尤好。她忽然病逝的噩耗传到北京后，在部内和亲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1975年一月初在部内举行的追悼会是建部以后最令人悲痛和心酸的一次，很多同事和朋友为我们洒下了伤心之泪，痛哭失声。除了通常的挽联之外，我还收到了很多信函和诗歌，为她过早地离我们而去感到悲哀和惋惜，称赞她对外交工作，特别是中斯友好的贡献，以及她为人忠厚，纯朴和对人的关怀。外交部的正式悼词也赞扬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平易近人”，“任劳任怨，刻苦钻研业务，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子女更是痛感伤母。女儿兰涛当时才十三岁，含泪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妈妈》，后来被选入中学生范文出版。

中年丧妻，同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原本就是人间的一个悲剧。依弥的不幸病逝，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不顾她有病而坚持如期返馆造成的。这是我再也没有机会改正的过失，也是我无法弥补的损失，使我一生都感到内疚。她去世后，差不多有半年多，我每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每逢佳节，我都倍感伤心，常写诗以寄托哀思。在第一个元宵节之夜，我曾赋诗一首并焚之，盼望能寄往她所在的天堂：

明月出东方，

京城一片欢，

欲与卿偕乐，

只待入梦乡。

但我毕竟是个有理智的人。我不仅有外交任务，我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我平时喜欢饮点酒。在这段时间硬是滴酒不沾，怕的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从而走上颓废和消极的道路。经过大约半年左右的思索和调整，我渐渐振作了起来，决心要把三个孩子抚养成才，并在外交工作中加倍努力，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相逢在北京

“这就是我想见的王大使吗?啊，是的，没太大变化，神情、风度和体态都还是老样子，就是胖了点。”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我有幸在祖国首都又见到了我的老朋友，斯里兰卡的女总统库玛拉通加。她一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虽比过去多了几分庄严，但仍保留了往日的欢快、坦诚和风趣，充满活力。

“不仅胖了，也老了!更重要的是，你变了，你做了总统。我早就在心里祝贺你了，现在再当面祝贺一次。我真为你高兴。”我不是在说官话，我是在说一个朋友的心里话。

寒暄之后，我们一起去前门烤鸭店出席顾秀莲部长为她举行的午宴。我被安排坐在库玛拉通加的右手。席间我们共同回忆当年我们互教互学的情景，以及很多有趣的交往，互相介绍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后来开玩笑地问我，当时有没有想到她会当上总统。我说，如果说我当时就想到了你会当总统，那可大有“拍马屁”的嫌疑，可是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觉得你很有才华和天赋，可能前途无量。她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高级外交官’，你这还是在‘拍马屁’”。她说，她同母亲都很珍视同我和我亡妻陈依弥的友谊，常挂念着我。如果有空的话，她愿邀请我到斯里兰卡去度假。我感谢她的邀请，表示可在八、九月间成行。期待着再次相逢在科伦坡。

会见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些话，当面不便说，但尽在不言中。我知道她的生活也是很坎坷的。她曾有一个斯里兰卡人民为之着迷的电影明星的丈夫，有一子一女，过着人们羡慕的生活，共同为他们祖国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繁荣而辛辛苦苦地工作。但她的命运也像她母亲一样苦，她的丈夫大约在十年前也被敌对势力杀害了。从她们两代人身上，我看到了斗争的残酷，看到了两个斯里兰卡伟大的妇女形象。她们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她们擦干眼泪，坚强地站了出来，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她们成功了，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为她们的巨大成功而高兴，也由衷地钦佩她们，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

我终于圆了一个梦

阔别斯里兰卡已经二十二年了。由于上述个人的一些特殊经历和感情因素，我一直渴望着重返科伦坡。一九九六年九月初，我有幸应库玛拉通加总统的邀请，作为她的私人朋友到斯里兰卡进行度假访问。访问是短暂的，但引起的回忆却很长很多。

斯里兰卡绮丽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使人陶醉，留连忘返，自不待述。总统及其一家对我的友好情谊和“上宾之礼”更使我深受感动。整个画面的背景当然是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历史和亲密的国家关系。但同我个人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